这里还须申明一下：萧师毅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我们并不想、也不该对他有什么不敬。况且，凭借记忆的描述总难免有落实不了的地方。比如萧师毅在文中所说的公园里一只大鸭子在空袭前持续十二个小时的预感反应，就比较难以令人置信。我想也未必确有其事的。但这些都不怎么要紧。至于弗莱堡城市公园有没有为这只鸭子树一块纪念碑，也不是特别应该认真的事。事关宏旨的地方只有两点：一是事实，二是立场。事实却是相当清楚的。我想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如下几点：

首先，萧师毅与海德格尔合作翻译老子《道德经》这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这也就是说，萧师毅在文章中所描述的故事大体上是可信的。在海德格尔方面，我们也见到了相关的证词。在1949年致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就谈到一个中国人以及他与这位中国人合译老子的事：“你关于亚洲所说的话是令人激动的；有一个中国人，曾在1943-1944年间听过我关于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讲座，同样在东方思想中见出了相似的东西。凡我对语言没有亲切在家之感的地方，我总是感到怀疑的；而当这个中国人（他本身是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与我一起翻译老子的几个句子时，我就更加怀疑了；通过追问我才经验到，整个语言本质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生疏；然后我们就放弃了这个努力”。[7]

第二，两人合作的译稿至今下落不明。这也是事实。海德格尔遗稿保管人（海氏之子海尔曼·海德格尔）说他父亲遗稿中未见有老子译稿。这里不外乎有三种可能性：其一，可能海氏自己把译稿销毁了。比如珀格勒尔就持着这种解释，他在文中说：“海德格尔很快就认识到，语言上的障碍即使有一位中国教师的帮助也是克服不了的。显然他销毁了自己的工作笔记”。[8]其二，可能是在海氏本人手上遗失了。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海德格尔是善于收藏的。其三，可能是遗稿保管人把译稿藏匿起来或者销毁了。这甚至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尤其是几位关注海氏与老子之交道的东方学者持此观点）。人们以为，海氏家人蓄意把译稿藏起来或者毁掉了，目的是为了掩盖海氏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第三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是一种没有依据的猜测而已。再说，老子译稿与海氏那段经历又有什么关系，有多少关系呢？最近刚刚出版的《全集》第十六卷公布了许多新材料，并且特别集中地公布了海氏在1933年的政治错误方面的细节材料。[9]这也表明身为历史学家的海尔曼·海德格尔是有严肃的历史感的。就我个人看来，上面第一种可能性最大，也即珀格勒尔做的那个解释是比较可信的。而不管怎么说，海德格尔与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的成果，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得一见。[10]

第三，两人的合作翻译对于海德格尔是有相当影响的。虽然不能说海德格尔此前没有关注过老子思想，但特别从四十年代后期开始，海氏在演讲、文章中对于老子的引述是比较多了。这肯定与海氏与萧师毅的这次合作有一定的关系。萧在文章中也说：他们的合作虽然未能完成，但对海德格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萧这话应该是合乎实情的。我们看到，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而且主要在对技术问题和语言问题的探讨语境中，海德格尔对老子有不少引证，老子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方面的文本和事实已经被讨论得很多了，这里可以不赘。[11]

第四、同样可以确定的是，海德格尔并不认为这次合作翻译是成功的，更没有因为这次合作而皈依老子或者东方思想。相反，如上所引，海德格尔说他由此更多地体会到了无法克服的语言障碍，从而放弃了这个尝试。在1953年，海氏在与一位日本学者的对话中也表示了这种无奈，他认识到对东亚语言的无知限制了自己对于语言本质的探讨。他也期望着一种未来的东-西方对话。[12]但他决没有认为东方思想文化是现代技术世界的救星。他倒是更倾向于返回到欧洲文化传统的源头。在同年做的“科学与沉思”一文中，海德格尔也明言：与希腊思想家及其语言的对话“始终是那种不可避免的与东亚世界的对话的先决条件”。[13]在1966年《明镜》杂志记者的采访谈话中，海德格尔期待技术世界里出现一种“转变”，并且说这种“转变”“不可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思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14]凡此种种都表明，我们需要全面、客观地评价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的接触（包括他译老子《道德经》这一事件在内），避免对有关事件作出“过度解释”。

这也就涉及到立场问题。就萧师毅的文章而言，若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看恐怕就有一个立场问题。立场也影响了事实描写的效果。读者诸君也已经看出，萧师毅对当时因为在纳粹时期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而受到政治审查的海德格尔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认为海德格尔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决定用所谓中国人固有的侠义心肠来为海氏主持公道，并且动用了孟子的话来安慰落难的海德格尔。萧在文章中传达了一个意思：喏，当时是我拉了海德格尔一把。我们固然不能怀疑萧师毅这种侠义心肠的真诚性，相反，我们甚至完全可以相信，萧是仁义之士，的确是出于真心的同情，希望给予当时身处逆境的海德格尔以某种抚慰。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救人于危难中，这也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况且萧曾参加过海德格尔的课程，也可以说与后者有师生之谊。

然而，这里大成问题的是：萧师毅有什么理由认定海德格尔当时受到了“不公和荒谬”的待遇呢？而萧所谓的“公正”又是何种“公正”、谁的“公正”呢？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问法：侠义心肠能不能代替政治正义性？道德同情能不能取代社会正义？

但这显然还不仅仅是萧师毅的问题。如他在文中引述了蒋介石的主张，即所谓反对战争赔款，只要日本人真心悔过之类，在今天看来也是大成问题的（当然这是蒋介石以及政府的问题了）。在这里，貌似宽宏大量，代价却是国民受害受苦，正义没有得到应有的申张——因为战争赔偿本来就是申张正义的一个方式和手段，而且现在看来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和手段。害人者赔偿受害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最基本的公正。德国人在二战以后一直在进行战争赔偿，赔完了犹太人，赔完了受害国，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直到今天（2000年）还在赔偿战时强制劳工。这种赔偿无疑就是反省、认错、悔过的行动。再来看看日本吧，由于中国方面的所谓“仁义”，日本人逃过了战争赔偿，然而是不是就因此认错悔过了呢？并不！众所周知他们现在居然连战争事实都要否认了，反过来弄得当年的受害诸国一天到晚要为证明曾经有过侵略战争而费尽心机。虽然这里面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反思一下我们的历史悠久的“道德政治”了。“道德政治”的后果往往就是丧失社会公正尺度，走向假仁假义。在我看来，也只有当我们脱掉道德假面，建立起社会政治的公正性原则之际，我们才可能拥有健康的道德。

如上所见，萧师毅当时就是带着一种博大的仁义之心在德国各地作报告，安慰受难中的德国人。我仍旧要说作为个体的萧先生诚心可鉴，也是无可指责的。然而，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承认一点：好在蒋介石先生的主张和萧师毅先生的仁义之心没有成功地被推广到欧洲大陆，要不然，欧洲的战争受害者和受害国连一点补偿苦难的机会都将被剥夺掉了。

实际上，就思想态度而论，萧师毅在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恐怕仍旧是一种“中国文化优越论”或者“中国文化救世论”（但愿我这不是乱扣帽子）。前述的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