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势在必然，而且实际上早已经在展开中了。海德格尔说这种对话的先决条件是欧洲传统对自身的深入理解。这从海氏角度来讲固然不错，特别是因为今日世界文化的主流和主体是西方工业技术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所以实施“返回步伐”（回到希腊去）便成为海德格尔对思想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我在这里想补充的一点是，这种对话若要获得成功，除了对话者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入理解外，还需要的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平等和公正观念的建立。具体一些讲，首先，对话双方（或者多方）应当努力摆脱掉“种族中心主义”的陈旧立场（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还是亚洲或东方中心主义），构造一种平等的交往和商谈秩序；其次，应当确立一个非情绪的、基于共同人性的、合乎人类共同利益要求的、因而具有普世意义的公正观念。若没有这两点，则对话仍旧难免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独白。
令人遗憾的是，事至今日，在中国学界，我们能听到的声音一仍其旧，不是“西方中心主义”（所谓“全盘西化”）的呼声，就是“东方中心主义”（“中国文化救世论”）的主张，而且更多地似乎仍旧是后一种主张。“中国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急着忙着要去解决“世界问题”，要为全世界指出出路和方向，要去“解放全人类”了。这些年来不断涌现出来的弘扬“孔子仁学结构”的主张、“河东河西”的预言、“新世纪呼唤新孔子”的要求，在我看来都还是四海之内以我为大、你有物质我有精神之类的阿Q精神的发扬广大。就学理面而言，令人伤心丧气的是，我们在一个半世纪以来居然没有什么长进，仍旧是一派洋务姿态！
注释：
[1] 本文未发表过。
[2] 载G.帕克斯编：《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檀香山1987年，第47页以下。
[3] 参看张祥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北京1996年。也可参看拙著《说不可说之神秘》，上海1994年；另见本书中的“道·道说·道路”一文。
[4] 珀格勒尔：“再谈海德格尔与老子”，载《自然现象学》（《现象学研究》特刊），弗莱堡1999年，第113-114页。
[5] 贡特·纳斯克编：《回忆马丁·海德格尔》，弗林根1977年。
[6] 萧师毅：“我们在木材市场会面”，载纳斯克编：《回忆马丁·海德格尔》，弗林根1977年，第119-129页。
[7] 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通信集（1920-1963年）》，美茵法兰克福1990年，第181页。
[8] 珀格勒尔：“再谈海德格尔与老子”，载《自然现象学》（《现象学研究》特刊），弗莱堡1999年，第112页。
[9] 海德格尔：《讲话与生平见证》，《全集》第十六卷，海尔曼·海德格尔编，美茵法兰克福2000年。该卷按照时间顺序收录了二百九十篇海氏毕生（1910-1976年间）的讲话、致词、文章、书信、诗作、谈话等材料。
[10] 根据H.W.彼茨特的报告，当作家恩斯特·荣格尔1966年准备赴远东旅行时，海德格尔曾以老子第四十七章（“不出于户，以知天下……”）的德译文相赠；彼茨特认为这个译文是海德格尔自己做的。但显然，这也仅仅是彼茨特的一个假定和猜测而已。参看彼茨特：《迎向一颗星——与海德格尔的交往和对话》，法兰克福1983年，第191页。
[11] 参看张详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北京1996年。
[12] 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全集》第十二卷，美茵法兰克福1985年，第89页。
[13]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全集》第七卷，美茵法兰克福2000年，第41页。
[14]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熊伟译，载《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编，上海1996年，第13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