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位于渭水流域的周部落的酋长，即后来的周武王，会合大批反商部落攻入朝歌，商纣王被逼自杀。周武王去世后，周公又率兵东征，扑灭了一些王室成员和商遗民的联合反叛。

战后，周王室让功臣和王室成员等到中原各地“分封建国”，从此确定了周朝在中国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

从军事上看，和以前相比，这两场战争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战后实施的封建制度却给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启示。其实，在当时极为原始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周王室根本无力统治广大的地区，因此只能给各诸侯国以全权，而各诸侯国因与王室间的血缘和感情上的联系，自然也愿意承担进贡和派兵拱卫王室的义务；而在经济上实施的井田制，则使人口定居下来，从而使农业得到普遍发展。这样，封建、宗法、井田交相作用，终于在中国产生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以后将由孔子等学者在文化上加以说明。

不久以后，这种制度就显示出了它的缺点。到了西周末期，随着农业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大量增加，荒地得到大片开垦，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已不复存在，各国接触之后冲突四起，实力政治在社会上慢慢抬头，宗法制度开始失效，周王室逐渐失去了仲裁力量。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先是使得贵族间的等级差别不容易保持，最后则连贵族和平民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虽然战争增多了，但生产也在增加，教育开始逐渐普及。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竟以布衣身份周游列国，而且受到了各诸侯王的正式接待。

孔子以后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出现，思想深邃而又浅显易懂，富有内容而又活泼生动，互相论辩而又共同提高；以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气象。思想家们既批判了当时社会的战乱和诸侯的腐败，也通过总结历史提出了各自的救世主张。孔子认为，周公制订的宗法制度体现了社会各等级间的均衡与和谐；其根本精神即是“爱人”。只要我们本着君爱臣、臣爱君的精神按照这个制度的要求去做，社会必然能够臻于至善。在孔子看来，君主就像一个家庭的父亲，他应当受到家庭内其他成员的爱戴，他也有义务照顾好家庭内每个成员的生活。孔子认为，就像父亲的权威一样，君主的权威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君主可以为所欲为；而毋宁说君主的责任仅在于让人民生活幸福，而不能压迫、剥削人民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野心。但是，孔子没有告诉人们，用什么办法才能保证君主不能违反这个原则。孟子后来补充说，如果君主违背了这个原则，则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利。这个说法当然是很不错的，然而在专制政体下，人民不可能有讨论、评判君主的机会，人民这个字眼只能被君主们或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孟子的解决方案其实并无任何实际意义。从今天的观点看，我们不能认为先秦儒家思想具有足够的深度。儒家们似乎认为，造成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都是因为人类道德的沦落；因此，只有恢复周礼中的道德原则才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虽然孟子劝说君王们要行“仁政”；但在那个图强争霸的时代，国王们需要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强国壮军的具体措施，因此儒家的学说自然就被认为是迂阔而不切实用。道家则反对世间的政府和权威，因为正是这些“圣人”们的人为干预，使人失去了自由的本性，从而造成了人类的苦难和不幸。他们主张，应当让人类去过一种原始的、自然的、无拘无束的生活。道家认为，政治的原则就是无为而治；君主只有顺其自然、不加干预，那么社会才能达到至善。同样，如果君主违反了这个原则怎么办？道家说，认命吧。显然，这种思想对实际政治肯定无力干预，只能使明哲退而为隐士。道家的“到自然去”的号召，则奠定了今后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的方向。法家则认为，治国不能靠儒家式的道德说教，也不能靠道家式的默默无为，而只能靠强力。君主应当将自己的想法作为法律公之于众，服从者赏，不从者罚。只要将屠刀悬在每个人的头上，那么指挥一个大国就像指挥一个人那样容易。按照法家的学说，法律只能针对人民和贵族，而不能针对统治者。实际上，在法家那里，法律代表着统治者的意志，既不能受他人的约束，也不能受习惯或道德的节制。法家们支持独裁者，把人民看成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客观地说，法家学说满足了当时诸侯们的强国需要，推进了以后中国秦汉式的统一大帝国的形成；但它也难辞残酷、卑鄙、无耻的恶名。



战国时的思想家们，不仅进行教育和学术探讨，也试图在政治上寻找用武之地。孟子不厌其烦地劝说国君们，只有慈悲为怀，才能统一天下；但他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却毫无建树。韩非则告诉国君们，为了国家的强大，君主应当不择手段；最后确实助成了中国的统一，后来再弄到焚书坑儒，然后再发展到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以后又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右和文革的烧书与癫狂；直到今天，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奢望。道家们则是例外；庄子对当时的国君们已不抱任何希望，他主张各人在心灵上寻找安慰，在幻想中度过一生。

随着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法家的政策次第展开。废封建、建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强大的帝国幅员辽阔，威严的皇帝权力无边。宽阔的驰道四通八达，带来了交通的便利，也在路边留下了累累白骨；雄伟的长城蜿蜒万里，让历史学家赞叹于始皇帝的功业，也让孟姜女们流尽了血泪。13年后，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新造的帝国就像一幢陈年老屋，顷刻间土崩瓦解；再过3 年以后，皇室成员和始皇帝的重要臣僚（当然全部是法家人物）

为法家理论的实践也全部搭上了性命。

再10年以后，汉帝国代之而兴。经过国初的政策探索，到汉武帝时期，仿照秦朝构造了纯粹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也宣布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但这回不是独尊法家而是“独尊儒术”。这个“儒术”中，包含有孔子所提倡的对祖先的仰慕（“祭”），对长辈的敬重（“孝”），爱的精神（“仁”），等级制的政治道德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包含有孟子所提倡的注意百姓生计的意见（“仁政”）；还包含有法家注重农业、抑制工商业的思想（“重本轻末”），官方专卖盐铁的政策，以及用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的政治主张。

特别是，这个儒术中还包含一系列从迷信和阴阳家那里来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汉代的“大儒”董仲舒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五种状态，对应于金、木、水、火、土这“五行”，而推动事物在这些状态间变化的原因则是“阴阳”。东、西、南、北、中这五个方向，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品德（“五常”），五个前后相继的朝代的五种施政方法，都出于五行。一天昼夜的变化，一年四季的更替，君主的仁政与严刑，甚至包括朝代的治乱循环，都出于阴阳。“阴阳”

之道的关键是阳为尊、阴为卑；这又出于“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社会上，这“天道”即表现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或者说成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三纲”，再加上“五常”，据说就是“天”为“人”所指定的社会政治原则。

董仲舒们相信，这个阴阳五行理论，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已按这个完美的规律各就各位；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也都可以据之进行解释。在社会上，当然一切都很合理。从此以后，一切理论探索均属多余；同样，在政治上，一切变革也都不再需要。汉朝儒学作为今后中国文化的正统，在政治上论证了秦以后大一统的中国专制集权国家的合理性；但其理论在极权统治下一经确立，今后两千年再难动摇，其流弊至今犹未衰竭。

然而，汉朝的儒学也要为自己的荒唐付出代价。东汉时期，自由思想家王充即对它进行了严厉抨击；而且连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