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文化落后、人口稀少、但却比他们具有活力的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了。

与注重内思的宇宙观相联系，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至此也丧失怠尽。战国时期，由于学术的繁荣，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的人格逐渐形成。学者们周游列国，求见诸侯，往往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意见不被采纳，必然辞官谢禄。民间不畏强暴的侠士精神，从今天的史书上还可以看到。就连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也还有荆柯刺之于咸阳宫，义士锥击于博浪沙。南宋以后，除了明清之交的一段时间以外，真正的思想家已彻底绝迹；就连小说中才可以见到的展昭们，也已开始效力于朝廷了；在二十世纪末的一部电影中，连荆柯也成了一个胆小鬼和卑鄙小人。当然，也还有一些好心的艺术家在白娘子和孙悟空这些动物们身上继续表现着不畏权威的反抗精神，让中华民族在绝望中继续抱着一线希望。



清人入关后，中国文化却并没有被中断。只要汉人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他们也不去过多生事；随后他们则更将明朝的制度拿过来继续实行。于是我们看到，已经毫无活力的中国文化像一具木乃伊那样在清朝继续存在了下去，就像在明朝一样。19世纪的鸦片战争，首次产生了中国农业文明和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冲突，彻底暴露了这个老大帝国的大而无当，和它的文化的老迈腐朽。即使是当时的开明官吏如林则徐，大敌当前也还在吟诗赏月，他给皇帝的章奏和对人民的布告仍以道德和想象代替实情。我们并不是说林则徐故意自欺欺人，而是因为在中国，真理并非出自客观的研究，而是出自统治者的意愿。而对于统治者来说，维持亿万农民的基本温饱和所有官吏的稳定在职，才是他唯一需要关注的事；其他各方面，例如财政上的改革和科技上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不是他要关心的目标。因此，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并未去调查事情的原因和各人的责任，当然也就谈不上寻找预防列强进一步侵略的办法。美国官员愿意提供制造船炮的蓝图，被一口回绝。南京条约里赔款和开放市场等各项苛刻待遇，满汉官员们都欣然接受；但条约中提及的今后双方要用平等语气对话，却使他们满怀愤恨。君臣们继续轻视西方的政治体制，将西方人讲究自由、平等作为他们缺乏道德文化的依据。

长期的锁国政策，使满汉臣僚们对世界上的科技、文化、政治、外交、军事诸方面一无所知，使得帝国在列强的侵略面前越发被动。

列强的枪炮本是科技的产物，但许多大臣认为是“邪术”，因此就指望用巫术或“神兵”来战胜对方。他们不了解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要通过实力和外交；因此他们就象对待自己的臣民那样，把和外国签定条约当成儿戏，授列强以进一步侵略的口实。条约是签了悔，悔了再挨打，挨打后再以大得多的代价再签；直到最后违反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原则，派兵杀害外国外交人员，攻打外国大使馆；并向所有“远人”

和“彼等”宣战，派义和团“神兵”和帝国军人手持长矛或赤手空拳与八国联军的炮弹搏斗。官僚们打了败仗还洋洋自得：“我朝以德服人，不在兵威。”渐渐地，租界出现了、增多了。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英印侵入了西藏，香港割给了英国，澳门割给了葡萄牙，东北和台湾逐渐为日本所占领。北方大片土地则割给了俄国；外蒙先被俄国所控制，最后为苏联斯大林强力攘夺，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末变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今天这两块土地同中国已彻底分离。

帝国大门的打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但也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帝国已经到了该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先是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也有反对者认为即使亡国也不能“师事仇敌”。但一些较有头脑的地方官吏，已开始兴办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同时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自强运动的方针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保留中国农业社会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时建立现代的工商业；这种企图当然不会成功。以后的变法运动，则提出不仅要建立现代工商业，也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以“自由、平等”为特征的现代意识形态。然而清政府不愿放弃其部分权力以与时俱进，因之有随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终于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以后开始一步三回头地向现代国家缓慢演进。

随后的数十年，虽然战争几乎从未停止，但西方思想已大规模传入中国，使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有了根本转变。科举考试制度早已正式停止，但现代文官制度到目前还未确立。然而，现代学校及其教育体系很快得到了实施，铁路、公路开始逐步修建，船舶、汽车、火车、电灯、电话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但是，由于旧的文化观念的束缚，每前进一步，中国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从1915年开始，一些先进的文化人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向一切传统的伦理道德开展了猛烈的批判，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为现代科学和政治、哲学等思想的引入扫清了大量的障碍。



虽然现代国家的建成似乎还遥遥无期，然而中国向现代社会前进的方向已是不可逆转。即使是袁世凯要复辟帝制，也要去找来“美国大政治学者”和“各国明达之士”，用他们的话说明“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如人民不支持袁皇帝，“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除此以外，袁世凯还组织大批包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在内的各种请愿团体以代表“民意”；而不仅仅象以前的皇帝那样只说什么“君权神授”了。然而随着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以及后来的内战，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速度开始放慢，以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的成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随之结束了一切领域的学术争论。

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学术思想，曾在中国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的成就；但是，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早已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它的保守，它的静态，它的不争，它的内向，它的等级观念，它的对独裁者的让步，它的对人的基本尊严的忽视，早已不能再支持我们民族的前进。我们应当坚决地抛弃古代的那种思维方式，向着现代文明的道路迅跑。当然，我们不能责怪自己的祖先；孔子、孟子从没有要后人固守他们的理论几千年不变。我们不能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而应当不断地学习、前进、创新，以保持我们民族的活力和辉煌。

今天，要使现代发达的工商业和科学技术在我们国家真正开花结果，我们就必须建立起与它相适应的现代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相应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后才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创造出更为辉煌灿烂的文明。强调人的独立，强调人的自主精神，尊重人的人格，给每一个人说话、思考的权利，必将能够调动所有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为我们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大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为了人民的真正幸福，为了我们的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为了能够真正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就只能义无返顾。

主要参考文献：

[1] 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3] 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 中华书局出版，《诸子集成》，1954年。

[5] 司马光编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

[6]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二十五史》，1986年。

[7]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

[8] 钱穆著，《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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