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学（包括民俗学）作为基本的文化要素，它们都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这五大要素中，科学和哲学是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花朵，伦理学是人类对善的追求，文学艺术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四者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尚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因而都是有限的相对知识。只有宗教，特别是从各种具体的宗教中抽象出来的元宗教精神，则是超越时空界限的“全”，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全的无限境界，是人类对绝对的宇宙本源的悟解。

近代学者有以美学（文学艺术）或德育（伦理学）代替宗教的想法，这是行不通的，文化的宗教、哲学、科学、美学、伦理学五大要素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活动的资源，是文化的最高层次。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社会伦理都是由宗教派生出来的，并以宗教信念为支柱才能发展。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和道学都隐含着元宗教精神，这可从老子《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中表现出来。《道德经》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尊道贵德，不弃人，不弃物；使人求以得，有罪得免；常善救人，以百姓心为心；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对道要敬畏，如冬涉川，若畏四邻，俨兮若客，这类元宗教精神体现了宗教家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论语》也讲“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敬天而不敢欺；吉月必朝服；迅雷烈风必变；“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叹凤鸟不至，见获麟而悲；“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足见儒学亦敬天而畏天命，怀有诚惶诚恐的元宗教精神和信仰情怀。

宗教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更是把人类生存的最终价值建立在宗教的根基上，他们人类生存的权利意识本身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无论西方或是东方，元宗教精神激起并以之为支往的社会伦理观念和人生价值信念，皆可历千万年而不衰，亦非靠权力诱导制造的短期政治行为所能取代的。李约瑟博士说：“科学、宗教、历史、哲学与艺术创造是我们人类认识宇宙的五种经验形式，如果谁对这个或那个方面缺乏认识，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人。”（《李约瑟与中国-序》）

现代西方科学和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仅西方，东方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和道、儒二家哲学皆源于古代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佛教之哲学源于宗教更不必说了。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是人类童年时期非理性思维活跃阶段的产物，它是不能同迷信划等号的。这种巫史文化包罗在道学之中，而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走在全世界的前列，据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考察，中国科学就是从道学中孕育出来的。儒家的礼乐，本来是巫史祭天祀祖时的宗教仪式，这也是有史可考的。

因为任何民族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必须有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去忘我探索，这和儒生读经求官的人生动力不同，而是要以一种价值观和人生信念为基石。自然界及科学技术乃至形而上的哲学真理本身并给不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判断，因为价值判断乃是以人为主体抉择的。人的主体作出价值抉择，又须有一种信念，深信科学和哲学探索事业有价值，才肯为之忘我奋斗作出牺牲。

在中国，这种信念归根结底来源于对“道”的终极信仰。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发明创造，中国哲学史上的诸家学说，说穿了，都是古人对天地之道的忘我追求，他们揭示道的奥秘的理性思维是建立在对道之本体存在的非理性终极信仰之上的。在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的迅猛发展，其驱动力亦来源于上帝创造的宇宙具有内在理性的信念，这信念植根于基督教特别是《旧约》创世观的传统，又受古希腊柏拉图哲学的孕育。



对宇宙的宗教情感乃是近代科学家推进科学前进的最高驱动力，牛顿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划时代的天才发现，也是依赖对宇宙理性结构的信仰，依赖于要理解宇宙中一点一滴理性的渴望。西方科学史家w·C·丹皮尔曾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中注意到三者的关系，论述了科学、哲学、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牛顿、开普勒那代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动机来源于上帝创世的宗教信念，他们相信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因之行星运动三定律发现后不去争发明权，而是首先给上帝写赞美诗。日本学者佐藤进教授也认为，“哈密顿最小作用量原理”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运动守恒定律是根据神的单一性原理推导出的结论。①

1940年爱因斯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科学、哲学与宗教大会”上说：“有科学而无宗教乃是跛足的科学，有宗教而无科学则是失明的宗教”。这段话后来成了人们广泛引用的名言，其实宗教和哲学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

在上一个世纪末，中华民族由于清帝国的腐败、封闭而至于落后挨打，痛感到开放变法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哲学的必要。中华民族的许多有识之士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在中国重复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使命，反对神权，扫除愚昧和迷信。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大多数民众来说，讲接受西方文化不如说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文化更确切一些。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又照搬了前苏联反宗教、无神论、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科学”的旗号和“马列主义”乃至政治斗争融为一体，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上的是非之争往往被引导成政治上的路线之争。

自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某些打着“科学”旗号的“理论权威”往往以哲学思辨代替科学实验，甚至以政治斗争的需要来阉割科学和哲学，于是出现了“真理有阶级性”的命题，思辨出“物质无限可分”的无法证伪的原子模型，表演了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闹剧。这些“理论权威”不仅是名符其实的伪科学家，而且是欺世盗名的伪哲学家。

因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告诫全党，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他断言“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提醒人们要善于识别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

（四）

人们知道，西方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科学家曾为打破基督教神学的黑暗统治争夺科学的生存的权利而斗争，1600年天主教会法庭曾对布鲁诺施以火刑，1633年又对伽利略进行了野蛮的宗教审判，因之西方18世纪出现反神权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具有特定历史条件的，马克思早就把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称为“家长制的权力”，在这种家长制政体中君权政治一直摆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宗教仅是君权政治的工具，中国民众需要争民权而抑君权，因之不能正确理解西方社会文艺复兴时期争人权而抑神权的文化背景，反而对启豪注意者对基督教中人权等价值观的世俗化解释觉得很合口味。

西方文化将人和自然处于对立的位置，三百多年前培根认为人类进步的标志就是以科学的力量认识世界和征服宇宙，并提出“知识即权力”的口号，促进了近三百年来西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当自然科学叩开20世纪之门时，人们普遍相信牛顿、拉瓦锡等人奠定的科学大厦已经完美无缺，以后不会再有惊人的新发现了。1900年4月27日，英国物理学家凯尔文勋爵（即威廉·汤姆逊）踌躇满志地宣称，物理学的天空已明朗洁净了，只剩下两朵“乌云”，一朵“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