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我们的社会里，“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似乎愈演愈烈。别的不说，即便在被看作人类文明圣殿的大学校园里，在这本该是诗情荟萃的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里，又还剩下多少诗情呢？

　　早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记载下的那些文学的精灵、诗歌的魂魄，如沈从文、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其实又都是大学的教授，或北京大学的教授，或南京大学的教授，或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的教授……他们一边做教授，一边也写诗，写诗一般的散文、诗一般的小说，从他们的传记看，他们个人的生活也几近于一首情深意浓的诗。那时，即使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西南联大的日常生活中，也仍然不乏诗的激情、诗的意绪。而在现在的大学里，起码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些大学里，“诗人教授”已经绝迹，校园诗情越来越稀少淡薄。

　　眼下，在号称文学殿堂的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里，诗情没有了，诗歌没有了，诗人没有了。时值岁尾，我突然发现，充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竟然是层出不穷的数字和表格：年度教学工作量统计表、年度科研工作量统计表、年度岗位聘任考核表、博士指导教师简况表、科研项目进度表、横向科研调查表、国内外学术活动登记表、获奖登记表……和朱自清、徐志摩们相比，别的我们比不上；但我们一年里填写的表格，他们一辈子恐怕也不曾填过。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变成了“表格”。

　　“表格”，不可小觑。我想起了两位朋友的遭遇。

　　一位是较我年轻一些的朋友，写诗，写诗评，也从事中外诗学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当代诗歌界拥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只讲了30分钟，一些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听完之后竟感慨地说：“三年研究生白读了！”就这样一位“诗人学者”，却迟迟不能解决“教授”职称，更当不上“博士导师”。原因是，他的那些诗歌和随笔式的诗评上不了“权威刊物”，他的那些独辟蹊径的诗学研究总也拿不到“国家项目”，因此也就总填不满教授、导师的“评审表格”。

　　一位是较我年长一些、已经年逾花甲的朋友，她以当代作家批评，尤其是女性文学批评享誉国内文坛，并且有幸早早跻身“教授”、“博导”行列，为她所服务的那所大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去年，由于年度工作量统计表上的某些数字不足，其本来已经相当微薄的“岗位津贴”立马被扣除1/3，真是“宰你没商量”！现任校长是她教出来的学生，面对那一张数字不足的“表格”，也爱莫能助。

　　“表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学生涯中，竟是如此的至高无上，如此的冷漠无情，如此的斤斤计较。一方面它成功地阻止了诗情画意往高等教育的流入，一方面它也有效地窒息了诗情画意在大学校园的萌生。于是，即使在大学的文学院系里，也不再会生长诗人和诗情。
　　“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也曾经是前《上海文学》杂志的主编、现上海大学教授蔡翔先生的一部著作的书名。蔡先生以充分的事例，论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文学如何迅速地由写“大河”、“林莽”、“黑骏马”转换到写“青菜”、“豆腐”、“蜂窝煤”。他认为“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是一种“文化的困窘和精神的退化”，是“理想主义的受挫和乌托邦激情的衰落”。

　　我想，蔡翔先生说得不错，理想的破灭和激情的颓败是事实，但或许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在民间，比起“吃糠咽菜”的生活来，“青菜豆腐”有时也会成为一种理想和激情；此类理想和激情也还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众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青菜、豆腐、蜂窝煤很快就会变成牛奶、面包、手机、电脑。但是，从目前已经开始普及的牛奶和手机中，仍然看不到一丝一毫诗意充盈、文学繁荣的迹象。

　　责任恐怕也不仅仅在于作家们一厢情愿的选择。任何选择，必然是在一定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之中的选择。“好风凭借力”，时转运来，“一地鸡毛”也可以“平步青云”；“时不利兮骓不逝”，西楚霸王也无计可施，于是，张承志们的“英雄路”上就不能不是一片满目凄凉的“荒芜”。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中国的文坛会呈现出如此突兀的转折？而这又恰恰正是中国开始启动市场经济、国民的钱包，包括大学教授们的钱包开始鼓胀起来的同一时刻。问题究竟在哪里？难道“生活中的诗情”与“市场”、“金钱”之间真的还存在着一个“不相容原理”？

　　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一个说法：“少女可以歌颂她失去的爱情，财主却无法歌颂他失去的金钱”，这算不上文学理论，但是，在世界的文学名著之林中，倒真是很少有以歌颂市场和货币为题材的作品，德莱赛的《金融家》写了市场和货币，但市场和货币并没有取得正面的意义。电视剧《大宅门》写了中国医药商人们的悲欢离合，但并没有真的去写市场和货币，其卖点还在七爷白景琦那丰富而又混乱的男女关系。

　　从另一方面讲，市场和货币也从来不理会文学的诗情画意。自19世纪以来，在所谓“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一浪高似一浪的批判、讨伐声中，市场的开拓与货币的增殖所向披靡，反倒把文学完全地挤兑出局，现在，连摘取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品也很少有人问津。在任何一个城市，走上街头看一看，银行不但比书店多，比厕所也多。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唯一景象，是文学向金钱（即所谓的“畅销”、“票房”）的妥协、臣服、倒戈、寄生。

　　那么，金钱，或者货币究竟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也已经越来越不好捉摸，在以往的社会里，货币可以是金条、银锭、铜板，更早一些还可能是石头、贝壳、牲畜、布帛，后来就统统变成了纸币或支票，现在则更进了一步，连纸也不纸了，变成了“电子钱包”，那其实就是“卡”上的一串或长或短的数字。然而，你如果拥有了这串足够的数字，你别的什么都不必费心，您就可以拥有你想要拥有的一切东西。

　　在当前社会里，货币正在奠定它在人类社会中从未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在以往的社会中，货币之上还有皇帝、总统、国家、政府，那么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在劝说国家、政府进一步减少对于国计民生的干预，让银行取代政府，让货币自行其事，以货币的流通规律操纵社会的发展规律。

　　在以前的那些社会形态中，金钱的地位固然也很重要，即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历史上也曾上演过“秦琼卖马”、“杨志卖刀”、“杨白劳卖闺女”那样凄凉又悲惨的故事。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货币的价值成了唯一的价值，在人们的内心，“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金钱，或者说金融，已经完全支配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进程。

用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的话说：“金钱成了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

　　西美尔的深刻，在于他从一开始就凭自己的直觉洞悉到货币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意义，并且从哲学的、心理社会学的乃至美学的意义上做出了解释。

　　与马克斯•舍勒一样，西美尔也是最近几年来才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德国哲学家。在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和教育界，西美尔也是一个“另类”。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研究的课题大都比较奇特，如饮食、交际、性别、卖淫、冒险、忧郁、奢侈、腻烦、招魂术、贸易展等，以及选择心理学、文化学的视野研究货币。他的著述多为率性之作、随笔文体，不合高等学府的学术规范，因此他始终申请不到一个“教授”的位置，只能在柏林大学做一个“编外讲师”。将近一个世纪过后，人们才渐渐发现，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学术探讨中，没有人能够绕过这个“编外讲师”，人们甚至把他看作是与“革命的马克思”、“保守的韦伯”鼎足而立的第三势力，一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