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的一些经济学家不同，在西美尔看来，现代的货币体制是绝对理智的、逻辑的、运算的，以货币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推崇并强化的心理能量是理智和算计，现代精神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而不是传统社会所推重的血统、情感和意愿。西美尔说：“现代风格的理性主义特征显然受到了货币制度的影响”：
现代人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为算计（calculative）功能。这些功能的认知理念是把世界设想成一个巨大的算术题，把发生的事件和事物质的规定性当成一个数字系统。[1]
我们时代的这种心理特点与古代更加易于冲动的、不顾一切的、更受情绪影响的性格针锋相对，在我看来它与货币经济又有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货币经济迫使我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必须不断地进行数学计算。许多人的生活充斥着这种对质的价值进行评估、盘算、算计，并把他们简化成量的价值的行为。货币估算的闯入，教导人们对每一种价值锱铢必较，从而迫使一种更高的精确性和界限的明确性进入生活内容……虽然它们对生活方式的高尚风格的形成并无补益。[2]
读了这段话，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了，我们之所以没完没了地填表，原来是由于一种量化的、算计性的东西进入了我们的校园生活，进入到我们的文学院和中文系。表格后面是货币，是一种货币制度，教授及其学术生涯都已经通过那些“表格”被装进了货币经济的天罗地网。在货币体制严格管理下的校园里，诗情难以再呼吸到鲜活的空气，诗人终于成了明日黄花。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还认为，金钱无特性，货币夷平了差异，“金钱的权力产生了任何其他文化因素都无法比拟的扩张，这种扩张给生活中最针锋相对的趋势以同等的权利”。[3]“货币本身是对事务价值关系的机械反映，对任何人的用处都一样，因此，在金钱交易中人人的价值相等”，——就像金钱在妓女那里夷平了嫖客们的价值一样，你不能说我是文艺学教授，我少付一点钱吧。在古代的李香君那里或许还可以通融，在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妓女行列中不再生长李香君——“这不是因为人人都有价值，而是因为除了钱别的都毫无价值。”[4]“货币通过其广泛的影响，通过把万事万物化约为一种相同的价值标准，它拉平了无数的上下变动，取消了远近亲疏……”[5]在成熟的、严格的货币体制下，“合并成生活形式的精确性与准确性的相同因素已经相互融合，成就了一种最缺少个人色彩的结构”。[6]
早先，人们喜欢说金钱是污浊的、血腥的、肮脏的。在西美尔看来，金钱恰恰是纯净的、透明的，像蒸馏水一样。金钱不但自己没有特性，它甚至还具有清洗事物特性的功能。商业社会中的人相信，一切事物，都可以在货币那里找到其对应的确切价值。凡是不能被货币价值加以表达的那些东西，包括人们心灵深处那些丰富细微、灵动奥妙的东西，都会被货币价值干干净净地过滤掉。西美尔说货币可以“洗心”，在当代社会中，人心已经“汇入货币的汪洋大海”，而“从货币的汪洋大海中流出的东西也不再带有流入的东西的特点”，[7]经过货币洗礼的心灵再也不会是原来的心灵了。
总之，在现代社会里，货币的价值体系与其他形形色色的价值体系相比，它是“非人格”的、“无色彩”的、“平面化”的、“齐一化”的。
相对于事务广泛的多样性，货币上升到了一种抽象的高度 ；它成为一个中心，那些最为对立者、最为相异者和最为疏远者都在货币这里找到了它们的公约数……因此，货币事实上提供了一种凌驾于特殊性高高在上的地位，以及对其无所不能的信心。[8]
就这一点，货币成了上帝，一种无形无迹却又无处不在的统摄力量。西美尔说，“正是因为这种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这种无特性，货币才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9]在当下社会里，货币正是凭借着它的“非人格”、“无个性”才势如破竹地取代其他的一切价值；但也正因为如此，被货币占领的人类的生活界也越来越变得“非人格”、“无色彩”。金钱的法则与诗情的法则相对立，诗情的法则屈服于货币的法则，西美尔认为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个具有纯粹审美态度的个性人物会对现代深感绝望”。[10]西美尔在他的《货币哲学》一书中还多次悲哀地指出：个体文化中的灵性、精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缩，现代货币制度下，再也容不得一个尼采，甚至也容不下一个歌德。
感性、情感、直觉、个性、人格色彩、独创精神以及心灵深处那些幽微奇妙的震颤悸动，该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诗歌之所以是诗歌的基本的、内在的属性，或者套用一下佛家的用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即诗的“自性”。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强大而又严密的货币体制从釜底抽薪，抽去了文学和诗歌的赖以是其所是的“自性”，诗歌的生命枯萎了，这很可能是诗情在当代日常生活中渐渐消解的更为深刻的原因。
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文学艺术反而趋向于消亡——这是黑格尔当年做出的一个判断，曾被称作文艺美学中的“黑格尔难题”。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消解的不仅是诗词这种文体的形式，还有生活中的那种“诗情画意”。在黑格尔看来，诗情在人类现代社会（他称作“市民社会”）的消解，是由于理性取代了感性、科学取代了蒙昧的结果。这里，尽管黑格尔对于“科学”、“理性”的理解以及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存有自己的局限和偏见，但他对文学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的判断大抵不错。
在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第一轮较量中，正如同黑格尔预言的那样，文学艺术已经失败。用西美尔的话说则是：“个人文化之发展远远滞后于物质文化的进展。”[11]
海德格尔不甘于这一失败，曾寄希望于“贫乏时代的诗人”。然而，直到21世纪降临，诗人们并没有能够挽救时代的精神的贫乏，也未能给生活注入更多的诗意。继科学技术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框定”之后，货币——而且是在微电子技术装备之下的货币——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平面化”、“齐一化”，将进一步有效地清洗掉人间残留的任何诗情。
拯救的希望或许还会存在，那该是在“货币体制外求生存的诗人”，还有，从货币网罗中突围的民心。
[1][德]g•西美尔：《货币哲学》，第358页，华夏出版社2002版。
[2]同上书第359页，并参照了刘小枫编译的g•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39页，学林出版社2000版。
[3][德]g•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33页，学林出版社2000版。
[4]同注1，第348页。
[5]同注1，第404页。
[6] [德]g•西美尔：《时尚的哲学》，第19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版。
[7]同注3，第15页。
[8]同注1，第166页。
[9]同注3，第3页。
[10]同注3，第73页。
[11]同注1，第4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