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f imperialism,1985, Critical Inquiry ,Vol.12,pp.242-61）同样是论述第三世界妇女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的缺席。此文展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与女权主义批评之间冲突的核心。文章指出：在那些庆贺西方女性主体的出场的文献中，第三世界妇女是明显缺席的。斯皮瓦克说，西方女权主义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对于妇女历史的重读表明，西方的女权主义历史运动就是依据这种个人主义的女性来界定自己。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从来不考虑女性个人主义的战场在什么地方，也不关心与个别的自由个人主义的女性"成就"相联系的大量被牺牲与排除掉的女性。斯皮瓦克的文章就是要重新发现被欧美女权主义压抑与遗忘的历史。女性个人主义者是在与中心与强势力量的关系中阐述自己的，本地的妇女在这个关于妇女的规范的出现过程中被排除在外。在对于《简爱》的分析中，斯皮瓦克把这个西方女权主义推崇备至的文本置于欧洲帝国主义的时代语境中，指出：19世纪欧洲的文化与文学生产是无法摆脱帝国主义计划的历史与成就的。因此只要女权主义者在这个时期寻找其灵感源泉，那么它就必然带有帝国主义话语的特征。
但是，上述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批判也存在局限。她们都把"真正的"第三世界妇女的认识论上的不透明性（opacity）本质化或理想化了。在她们看来，第三世界的妇女总是处于西方分析范畴之外，她们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与经验的载体；但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批评者悖论式地重新赋予第三世界妇女她们开始时要加以破除的偶像性。这个新近重获的形象现在被假设为反殖民抵抗的凯旋场。这是一种倒转的种族中心主义（reversed ethnocentrism），它本质上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的总体化思维没有根本区别。
2、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
尽管在批评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与帝国主义倾向方面，后殖民主义批评显得振振有辞，但是，在与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斗争中，后殖民主义最终不能解决"女权主义的解放"与"文化的解放"两个诉求之间的紧张。正如佩特森（K·H·Peterson）指出的，它不能解决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与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之间的斗争之间哪个更加重要、更加优先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如果说当代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至少部分地"出身"于帝国主义，那么，后殖民主义则常常把反殖民斗争与第三世界的妇女解放对立起来，使得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两种诉求二元对立化。
在他的《一种垂死的殖民主义》（A Dying Colonialism, trans. Haakon Chevalair, Grove Press, New York ,1965）这本书中，法农把"带面纱的阿尔及利亚妇女"（the veiled Algerian woman）假设为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之间斗争的场所，相应地，对于阿尔及利亚父权制度的批判被解读为瓦解阿尔及利亚民族革命同盟的帝国主义战略。法农警示人们：殖民主义者企图通过阿尔及利亚的妇女来解构阿尔及利亚社会，"如果我们想要摧毁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以及它的反抗能力，那么我们首先必须征服妇女，我们必须在遮掩她们的面纱后面、在男人们用来隔离她们的房子里面发现她们。"法农的修辞自觉地把妇女的面纱政治化，把殖民主义重新指认为"揭开阿尔及利亚的面纱"的工程（the project of ’unveiling Algeria’）；而民族主义者则把面纱当作本土民族性的标志、当作对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抵抗的隐喻加以欣赏与维护。阿尔及利亚的妇女只有通过对殖民主义"改革者"的妇女解放邀请说"不"，才能成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革命的伙伴。法农要求阿尔及利亚妇女忠诚于自己的民族，抵制西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诱惑。这表明了法农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于妇女解放的焦虑。斯皮瓦克把这种焦虑概括为："白人男人正在把棕色的妇女从棕色的男人压迫下解放出来。"（1）在法农的理解中，棕色人种的"同胞之爱"必须优先于白人女权主义入侵者的腐蚀性的妇女解放诉求──"姐妹之爱"。换言之，阿尔及利亚妇女对于自己的约束、安于自己在与棕色男性"同胞关系"中的被压迫命运，就是对于反殖斗争的最大贡献。反之，如果她们听信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蛊惑，要求男女平等的权利，就成了自己民族的败类与叛徒。
K·Mayo的《印度母亲》（Mother India , 1928初版，1986重版）一书对于印度妇女的悲惨命运、男人的专制粗暴等等作了详细描写，并以男人对于妇女的不文明的、粗暴的态度为理由，证明印度人缺乏自我统治的能力。此书一出版，就遭到强烈的批判，相继出版的《印度父亲：对于〈印度母亲〉的回应》（Father India: A Reply to Mother India）、《一个印度母亲的儿子的回答》（A Son of Mother India Answers）之类书籍，痛斥《印度母亲》是为殖民统治寻找借口。还有一些匿名作者的作品，如《姐妹印度》（Sister India）则干脆认为：女权主义的标准是外来的（西方的），不适合印度。它们运用文化本真性的修辞辩称：印度妇女的解放必须用本土的语言表达，Mayo所推荐的妇女解放方案必定破产，因为它要让印度的妇女成为其西方同类的可怜的拷贝。《印度姐妹》郑重告戒道："如果印度的妇女原封不动地复制或摹仿西方妇女，这将是印度的灾难。印度的妇女将通过自己的方式进步。我们决不准备把西方今日的妇女视作模仿的对象。在西方被当作是妇女解放的东西不过是家庭瓦解的堂皇称呼。"在这里，西方的女权主义不仅被妖魔化，而且也显示了印度民族通过其妇女将其独特的文化身份本真化的程度。
《印度姐妹》之类书籍担心的是《印度母亲》一书会促使民族（精神）的家庭生活的管理员（妇女）摹仿西方，将欧洲的细菌带入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查特基（P·Chatterjee）《民族及其碎片》(Nation and Its Fragments,1993)一书中的资料来源显示，对于"本真的"印度女性的民族主义投资产生了一种新的敌人──Memsahib（印度人对于西方妇女的称呼）。这样，为了确立印度妇女与西方妇女之间的区别，就必须把Memsahib妖魔化。在对于西方"女权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焦虑中可以觉察到后殖民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仇恨的历史根源。对于妇女问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导致了棕种男人与白种妇女之间直接对抗。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将这种历史性的敌对表现得极其出色。在这部影片中，本地男人与西方妇女相互之间充满敌意。
4、殖民主义与性别歧视
在最近的几年，出现了一个规模不大、但是十分重要的批评家群体，他们尝试把殖民遭遇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重新读解为两种既对立又缠连的男性中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殖民宗主国的妇女与被殖民国家的妇女，实际上都成为对抗的男性间斗争的牺牲品与象征性中介，也是他们共同利用的对象。
如果反殖民的民族主义通过精神的家庭生活的"女性管理员"而把自己本真化，那么，男性的帝国主义伦理同样通过自己国家中的"女性天使"形象来提取其"文明使团"的精华。麦克林托克（A·McClintock）在她的近作《帝国的羽毛：殖民争夺中的种族、性别与性》（Imperial Leather，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1995）中分析了帝
（1）、参见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 Lawrence Grossberg, Education, Basingstoke,1988,p.296。
国在其女性方面的投资，她写道："控制女人的性，颂扬母性，抚养帝国建造者的男性
但是，上述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批判也存在局限。她们都把"真正的"第三世界妇女的认识论上的不透明性（opacity）本质化或理想化了。在她们看来，第三世界的妇女总是处于西方分析范畴之外，她们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与经验的载体；但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批评者悖论式地重新赋予第三世界妇女她们开始时要加以破除的偶像性。这个新近重获的形象现在被假设为反殖民抵抗的凯旋场。这是一种倒转的种族中心主义（reversed ethnocentrism），它本质上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的总体化思维没有根本区别。
2、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
尽管在批评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与帝国主义倾向方面，后殖民主义批评显得振振有辞，但是，在与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斗争中，后殖民主义最终不能解决"女权主义的解放"与"文化的解放"两个诉求之间的紧张。正如佩特森（K·H·Peterson）指出的，它不能解决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与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之间的斗争之间哪个更加重要、更加优先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如果说当代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至少部分地"出身"于帝国主义，那么，后殖民主义则常常把反殖民斗争与第三世界的妇女解放对立起来，使得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两种诉求二元对立化。
在他的《一种垂死的殖民主义》（A Dying Colonialism, trans. Haakon Chevalair, Grove Press, New York ,1965）这本书中，法农把"带面纱的阿尔及利亚妇女"（the veiled Algerian woman）假设为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之间斗争的场所，相应地，对于阿尔及利亚父权制度的批判被解读为瓦解阿尔及利亚民族革命同盟的帝国主义战略。法农警示人们：殖民主义者企图通过阿尔及利亚的妇女来解构阿尔及利亚社会，"如果我们想要摧毁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以及它的反抗能力，那么我们首先必须征服妇女，我们必须在遮掩她们的面纱后面、在男人们用来隔离她们的房子里面发现她们。"法农的修辞自觉地把妇女的面纱政治化，把殖民主义重新指认为"揭开阿尔及利亚的面纱"的工程（the project of ’unveiling Algeria’）；而民族主义者则把面纱当作本土民族性的标志、当作对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抵抗的隐喻加以欣赏与维护。阿尔及利亚的妇女只有通过对殖民主义"改革者"的妇女解放邀请说"不"，才能成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革命的伙伴。法农要求阿尔及利亚妇女忠诚于自己的民族，抵制西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诱惑。这表明了法农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于妇女解放的焦虑。斯皮瓦克把这种焦虑概括为："白人男人正在把棕色的妇女从棕色的男人压迫下解放出来。"（1）在法农的理解中，棕色人种的"同胞之爱"必须优先于白人女权主义入侵者的腐蚀性的妇女解放诉求──"姐妹之爱"。换言之，阿尔及利亚妇女对于自己的约束、安于自己在与棕色男性"同胞关系"中的被压迫命运，就是对于反殖斗争的最大贡献。反之，如果她们听信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蛊惑，要求男女平等的权利，就成了自己民族的败类与叛徒。
K·Mayo的《印度母亲》（Mother India , 1928初版，1986重版）一书对于印度妇女的悲惨命运、男人的专制粗暴等等作了详细描写，并以男人对于妇女的不文明的、粗暴的态度为理由，证明印度人缺乏自我统治的能力。此书一出版，就遭到强烈的批判，相继出版的《印度父亲：对于〈印度母亲〉的回应》（Father India: A Reply to Mother India）、《一个印度母亲的儿子的回答》（A Son of Mother India Answers）之类书籍，痛斥《印度母亲》是为殖民统治寻找借口。还有一些匿名作者的作品，如《姐妹印度》（Sister India）则干脆认为：女权主义的标准是外来的（西方的），不适合印度。它们运用文化本真性的修辞辩称：印度妇女的解放必须用本土的语言表达，Mayo所推荐的妇女解放方案必定破产，因为它要让印度的妇女成为其西方同类的可怜的拷贝。《印度姐妹》郑重告戒道："如果印度的妇女原封不动地复制或摹仿西方妇女，这将是印度的灾难。印度的妇女将通过自己的方式进步。我们决不准备把西方今日的妇女视作模仿的对象。在西方被当作是妇女解放的东西不过是家庭瓦解的堂皇称呼。"在这里，西方的女权主义不仅被妖魔化，而且也显示了印度民族通过其妇女将其独特的文化身份本真化的程度。
《印度姐妹》之类书籍担心的是《印度母亲》一书会促使民族（精神）的家庭生活的管理员（妇女）摹仿西方，将欧洲的细菌带入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查特基（P·Chatterjee）《民族及其碎片》(Nation and Its Fragments,1993)一书中的资料来源显示，对于"本真的"印度女性的民族主义投资产生了一种新的敌人──Memsahib（印度人对于西方妇女的称呼）。这样，为了确立印度妇女与西方妇女之间的区别，就必须把Memsahib妖魔化。在对于西方"女权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焦虑中可以觉察到后殖民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仇恨的历史根源。对于妇女问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导致了棕种男人与白种妇女之间直接对抗。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将这种历史性的敌对表现得极其出色。在这部影片中，本地男人与西方妇女相互之间充满敌意。
4、殖民主义与性别歧视
在最近的几年，出现了一个规模不大、但是十分重要的批评家群体，他们尝试把殖民遭遇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重新读解为两种既对立又缠连的男性中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殖民宗主国的妇女与被殖民国家的妇女，实际上都成为对抗的男性间斗争的牺牲品与象征性中介，也是他们共同利用的对象。
如果反殖民的民族主义通过精神的家庭生活的"女性管理员"而把自己本真化，那么，男性的帝国主义伦理同样通过自己国家中的"女性天使"形象来提取其"文明使团"的精华。麦克林托克（A·McClintock）在她的近作《帝国的羽毛：殖民争夺中的种族、性别与性》（Imperial Leather，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1995）中分析了帝
（1）、参见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 Lawrence Grossberg, Education, Basingstoke,1988,p.296。
国在其女性方面的投资，她写道："控制女人的性，颂扬母性，抚养帝国建造者的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