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理性在人文领域中的强劲蔓延，传统形而上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然而，从形而上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范畴本体论和意义本体论。科学理性所拒斥的实则主要是基于思辨虚构的宇宙本体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就意义本体论而言，形而上学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
关键词： 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范畴本体论｜意义本体论
近代以来，由于经验科学在人类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中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以逻辑推导和经验的可验证性为主要特征的科学理性逐渐上升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新的合理性标准。[1]科学理性在人文领域中的强劲蔓延不仅促成了“有情宇宙观”的解体和终极价值的消解，[2]也对传统形而上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首先对形而上学发难的是休谟。休谟通过对知识的性质和类别的考察，依据经验和逻辑分析，否定了古典形而上学关于“实体”、“上帝”等观念的可靠性。休谟的怀疑论将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直接促成了康德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康德通过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精深分析，雄辩地证明了以超越实体为追求对象的传统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不能成立。休谟和康德之后，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认为形而上学以思辨的虚构代替了对世界的实证研究，是人类精神不成熟的产物，为了维护实证科学的权威，他明确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成为19世纪西方哲学“认同危机”的发难者。［3］自那以后，形而上学便不断遭遇各种形式的诘难：比如尼采通过宣布“上帝死了”，［4］ 分析哲学借助语言的逻辑分析，海德格尔通过揭示“在”的遗忘，各自从不同角度对传统形而上学展开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20世纪后期，随着“后形而上学时代”等提法的出现，[5]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走出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虚构，形而上学似乎进一步被视为已经终结或应该终结的历史现象。面对这一状况，我们有必要追问：何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否只有一种形态？科学理性所拒斥的到底是哪一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后形而上学时代，面对来自科学理性和生活世界的各种诘难，形而上学还能够有所作为吗？
一
从实证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到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科玄论战”，再到今天的所谓“后形而上学时代”，尽管形而上学一再成为哲学的中心话题，但学界对这一核心哲学范畴似乎远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反形而上学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哲学的主题之一，但形而上学并没有因此而寿终正寝。其实，康德、海德格尔这两位反形而上学的巨匠在摧毁传统形而上学之后又都在事实上分别建构了自己的形而上学，这一颇具意味的事实早已表明，作为哲学的核心和灵魂，形而上学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消亡，同时也意味着形而上学并不只有一种形态。笔者以为，如果将本体论看作是形而上学的主要表现形式，那么，从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而上学：“范畴本体论”、“宇宙本体论”和“意义本体论”。 公元1世纪，罗德斯岛（Rhodes）的安德罗尼科（Andronicus）在整理亚里士多德的浩繁著述时，将亚氏在不同时期撰写的关于“存在”、“本体”、“实体”的论文、讲稿、笔记汇编成册，放在物理学著作之后，取名为“Ta meta ta phusika”，这便是后来的“Metaphysics”，大意是 “物理学后诸篇”。由于这些文稿主要是关于“第一哲学”的论述，所以，“Metaphysics”这个原本属于编纂技术上的术语便被沿袭下来，专门用来指称有关本体的哲学。［6］1900－1902年间，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在翻译《穆勒名学》时，遇到metaphysics这个术语，鉴于这门学问的超验性和思辨性，他参照《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将其汉译为“形而上学”，并指出该词的本义是指“出形气学”、超乎“形气之学”，“与格物诸形气学相对”。意即形而上学超越于各门以具体事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7］从那以后，形而上学这一术语便在汉语中保留和沿用下来。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即“第一哲学”（The first philosophy）被认为是关于“有之为有”（存在之为存在）以及有之为有的种种“属性”的科学：“有一门科学（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引者），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借自己的本性而具有的那些属性。”［8］联系上下文，我们发现，亚氏所谓“作为有的有”（“是”或“存在”）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言是指某种客观性的实体，而是指存在于语言中的、作为范畴的“有”，准确地说，是指能够运用于所有学科和对象的最基本的概念。在亚氏看来，尽管一切存在者都与“有”相关，但“有”本身并不是某个实体，而是一切实体的共同属性，即对一切存在者的思议和言说都必然涉及和运用到“有”这一最基本的范畴：“我们可以在许多种意义上来说，‘有’某个东西。一切‘有’的东西都与一个中心点发生关系，这个中心点是一种确定的东西，它之被称为‘有’，不是带有任何含混意义的。”［9］正因为一切具体的存在者都与“有”这一最纯粹的范畴发生关联，我们才能说某某东西“有”（存在），“甚至对‘非有’也说它是‘非有’。”［10］这表明，此处的“有”或“存在”主要是在语言的层面上提出的，以此为对象的形而上学所探讨的主要不是言语之外的具体存在，或与具体存在相区别的另一种存在（比如“存在整体”或“存在一般”），而是思义、研究、言说、指称一切对象所必须使用的最基本、最纯粹的范畴和思维规则。相应地，“作为有的有”的“属性”，也不是指作为实体的客观属性，而是指从属于“有”、与“有”相关或为“有”所蕴含的其它基本范畴，比如“种”、“属”、“整体”、“部分”、“完全”、“单一”、“同”、“异” 、“相反”、 “先于”、“后于”等概念。［11］从这里我们便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对“实体”的研究为什么常常要借助于对语法句式的探讨来进行：一个东西是不是实体或本体，就要看它是不是只能作判断句的主词，而不能作谓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亚氏那里，形而上学与语法学、逻辑学、范畴学往往很难分开。这意味着，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如何能够思议和言说“这个世界”，而不是作为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的本源—尽管亚里士多德在第一哲学中也探讨了第一因等神学问题，但这些探讨也只有从语言范畴的角度出发，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形而上学（第一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中通常又被称之为“本体论”，［12］即“ontology”。该词源于希腊文“logos”（theory）和“ont”（Being）。“ont”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作为“有”的“有”（“是”或“存在”），所以“ontology”一词通常可以译为“是论”或“存在论”。作为关于“存在”的一般理论，本体论事实上早已成为形而上学的核心和灵魂。因此，在西方哲学中，本体论又常常用来指称整个形而上学。虽然“ontology”一词出现很晚，但西方学者大都认为对“存在”问题的研究早在巴门尼德（Parmenides）那里就已经开始了，［13］而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则可以看作是对本体论的进一步展开。不管是巴门尼德，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的本体论研究都已经超越了感性事物的限制，上升到了抽象的语言层面，其内容主要是对人类思维的逻辑结构，也就是纯粹范畴和逻辑形式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体论又可以看作是关于人类理性纯粹原理的研究。正是鉴于本体论的这一特征，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在《分析与形而上学》（Analysis and Metaphysics）中说：“关于逻辑与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之间密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