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宇宙本体论、范畴本体论和意义本体论都是对宇宙人生的超越性追问，但各自所针对和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宇宙本体论要回答的是“世界是什么？”，范畴本体论要回答的是“人何以能够思议和言说这个世界？”，意义本体论要回答的则是“人为什么而存在？”，即试图从终极的层面回答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以此求得生命意义的寄托和人生的安顿。如果说宇宙本体论与范畴本体论本质上都具有认识论的倾向（前者试图把握整个世界的终极真理，后者则是对人类精神深层结构的探寻），那么，意义本体论则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存在特征，它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具有知行合一的内在要求，需要哲学家自身的人格来担当。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学界一般认为，形而上学从内容上包含宇宙论（Cosmology）和本体论（Ontology），前者侧重于对宇宙发生、发展和演化过程的探讨，后者侧重于对存在根据的寻求。而从上面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这种望文生义式的理解显然遗漏了本体论在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原初含义：对存在于语言和思维中的逻辑本性的探讨（“是”论）。本文将形而上学从总体上划分为范畴本体论、宇宙本体论和意义本体论，意在囊括本体论一词在中、西方哲学中已经形成的多重内涵。本文认为，哲学的核心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核心是本体论。事实上，就形而上学的主要内容而言，对世界生成演化图景的勾画往往以对世界本源的探讨为出发点，逻辑本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思维领域中的本体，对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则可以看作是对意义本体的寻求。就此而言，如果不局限于“本体”一词在西方哲学中的原初涵义而就汉语中的意义而言，形而上学的三种形态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关于“本体”、“本源”的理论，因此，都不妨用“本体论”来概括和称谓。

三

　　按照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依哈氏之见，个体的生活历史和主体间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即我们生活和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作为前反思的、背景性的存在，生活世界是一切追问的自然源头，也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前提。传统形而上学所追问的整体、大全或超验本体本质上是生活世界的整体性被对象化、实体化之后所产生的先验幻相，是对生活世界整体性的扭曲。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先验幻相，放弃将生活世界整体性对象化的企图。但为了保持对生活世界的反思和批判，克服伴随现代化而来的价值领域（如科学、道德、艺术等）之间的分裂以及日常生活与专家文化之间紧张，哲学又需要以新的方式保持与整体性的关联（不过，这种整体性是一种生活世界非对象化的真实的整体性）。［18］ 不难看出，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这里，已经具有某种本体的意味。换言之，哈氏在拒斥虚构的超验本体的同时，又在一定意义上将生活世界本身变成了新的本体。在哈氏力主回归生活世界的背后，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生活世界是唯一健康和真实的世界。但我们有理由反问：生活世界既然是一个健康而无需“治疗”的世界，又为何要保持对它的反思和批判呢？从逻辑上看，任何反思和批判都隐含着对某种先在价值的确认，正是这种先在的价值构成了反思和批判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蕴含价值理想的意义本体，又如何展开对这个世界的反思和批判呢？从更深的层面看，在“上帝退隐”、本体消解的后形而上学时代，如何遏制社会生活日益严重的表面化、平面化趋势，如何规避存在的“无根化”所带来的虚无感和荒谬感，如何防止生命的物化和堕落，恢复生命的庄严和神圣，如何保持对存在本身的敬畏……这些问题的解决似乎都有赖于意义本体的重构。

　　韦伯认为，科学理性的蔓延使普世性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统一的世界变成“文明的碎片”。在经验和逻辑的催逼拷问之下，已不再存在任何普遍必然的价值本体。［19］然而，科学在解构已有的价值本体之后，却无法、同时也拒绝对人生的意义作出任何说明。这表明，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科学虽然可以使人“头脑清明”（马克思·韦伯语），却无法为人生提供意义。科学对意义和价值的无能为力似乎正好为意义本体论留下了一块自由活动与创造的空间。

　　事实上，综观形而上学的三种形态，联系近代以来科学理性对形而上学的攻击和诘难，我们不难发现，真正为科学理性所不容的乃是基于思辨虚构的宇宙本体论，范畴本体论则在某种意义上转化成了科学，而意义本体论尽管遭到过来自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尼采、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的种种攻击，但这种攻击的结果最终所改变的不过是意义本体论的存在方式而已：尼采在宣布“上帝死了”以后，又迫不及待地抬出了体现“强力意志”的“超人”；海德格尔在摧毁传统以“在者”为中心的形而上学之后，又将“此在”推向了意义本体的宝座；世界观解咒（disenchantment）导致终极本体的消解，然而，面对各种价值相对主义的甚嚣尘上，人们终久无法忍耐存在的“无根化”所带来的虚无感和荒谬感的折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践”、“生活世界”、无限的“不在场”（存在的“无底深渊”）、以及被改装以后的“上帝”等观念才纷纷登场亮相，试图填补意义本体的空缺。这些事实表明，意义本体的探寻和建构，实则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反思和追问，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存在的深度，深刻地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它启示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意义本体论仍然可以作为形而上学的存在样式，就此而言，形而上学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

　　注 释：
    ［1］注：普特南（Hilary Putnam）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96页）。
    ［2］参见：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3］注：一般认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是由代表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明确提出的，但根据赵修义、童世骏的研究，在维也纳学派之前，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一口号：“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法国哲学家孔德，是19世纪哲学家中明确提出‘拒斥形而上学’口号，向传统哲学观挑战的第一人。”（赵修义、童世骏《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7－68页。） ［4］注：尼采所发出的“上帝死了”的呐喊，直接针对的当然是基督教所代表的价值体系，但同时也具有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因为在尼采那里，“上帝”所代表的是传统形而上学所虚构的作为“这个世界”价值来源的“彼岸世界”（超感性世界），而“上帝死了”也就等于宣布这个虚构的彼岸世界的崩溃和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海德格尔对此有过十分深刻的分析：“在尼采的思想中，‘上帝’和‘基督教上帝’这两个名称根本上是被用来表示超感性世界的。”而“超感性世界”就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这样，“‘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来说，就是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因此，“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看作对形而上学的反动，就他言，也就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反动。”（《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70、771页。）又说：“由于以往的最高价值是从超感性领域的高度上统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