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虚无主义——约纳斯的哲学生物学、伦理学与创造神学述介(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无主义就必须为了生物中心主义或环境中心主义而拒斥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约纳斯力图削弱人类中心主义与其他中心主义之间的区别。而且,约纳斯并不认为克服虚无主义一定要依赖神学,他认为,理性的形而上学应该无需依赖信仰就能为责任的命令建立基础。我们现在沿着约纳斯的思路来探究约纳斯对虚无主义的诊断,以及他用以超越虚无主义的三个步骤。
三、
乍看起来,约纳斯最初对于诺斯替宗教的研究似乎出于研究古文的兴趣。诺斯替主义阐明了神与人之间的极端二元论。诺斯替主义教义起初描绘了神圣世界的完整的原初状态;这种原初的整体性后来由于世界以及统治世界的能量的出现而破裂。人成为这个宏大的末世庆典之中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宇宙完整性的恢复对于他的拯救是休戚相关的。天与地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神被认为是完全地超世俗的,乃至于反宇宙的。只有净化自己的一切世俗属性,完全地把自己与超验的神圣普纽玛或灵联合起来,人才能获得拯救。诺斯替教义提供导致拯救与合一的秘密的“知识”。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约纳斯对这个过程的描写:
“人的构造就象是一个一层层的洋葱,宇宙本身也是这样有许多层次的,只是这些层次的次序与人的各个层次的秩序相反而已;宇宙的最外层正好是人的最里层,宇宙的最里层地球正好是人的肉体的衣袍。只有最里层,或属灵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起源的地方,即神,也是外在于这整个宇宙的。在末受拯救的状态下,也就是远离它的源泉陷在灵魂与肉体之中的状态下,灵对于自己没有意识,麻木、昏睡、或者由于这个世界的毒害而陶醉,他处于无知的状态之中。他的苏醒与解放是通过知识来促成的……启示或“召唤”是拯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携带者是一个来自于光明王国的信使,他穿过各个层面的障碍,骗过众阿其翁,把灵从世俗的麻木状态中唤醒过来,从外面传授给他拯救的知识”。 9)
约纳斯认为神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来源于特定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人与世界之分裂的内在体验反映了人的异化状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约纳斯相信自己已经在现代历史中发现了二元论的类似物,一种类似的“人的异化状态”。他认为,海德格尔的生存主义表达了同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的明显分裂,同一种人异化于世界的感受。这种认识促使他重新估价他的学术焦点。他逐步地放弃了他的历史的或古文的兴趣,转而对当下进行哲学的分析。为了回应约纳斯亲身见证的痛苦,纳粹的兴起、世界大战、大屠杀,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重大的思想任务:揭开西方文明之危机的思想起源,并为人类提出一个全新的、积极的定位。
约纳斯对现代的诊断的一个关键点是虚无主义的观念,虚无主义的根源就是神与世界之间、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这种极端二元论。在约纳斯看来,虚无主义与诺斯替主义之间的类似性是不可否认的。两者都表达了意义的严重危机,导致深刻的无家可归感。世俗的生存受到轻视与贬低,所留下的只是人类对自己主体性的自我膨胀的信心。虚无主义与诺斯替主义产生于极度不稳定的社会处境之中,人类绝望地寻求重建生存与意义之间的曾经失却了的联系。在诺斯替主义里面,反宇宙的情绪很容易导致自由反纵的反律法主义的态度:既然律法只是适用于污秽的世俗生存的层面,那么粗暴地违反这些律法就被认为是直向更高层面的道路。正如约纳斯解释的:“有一种极积的责任去行各种事,不要留下未做过的事,不要留下任何可能的自由未曾实现,以此来适当地对待自然,并穷尽它的能量;只有这样,才能从轮回圈中解脱出来”。10)现在虚无主义表现在政治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之中,它们企图恢复在现代性的支离破碎中失去的整合状态。政治弥赛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各种民族主义——都表现出反律法主义的倾向,它们允许使用非道德的手段来加快政治解放的目标的实现。
在《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一文中,约纳斯把现代虚无主义的起源追溯到科学革命时期。在古代的宇宙论中,没有把人从自然世界分开的本体论鸿沟。在基督教里面,人类与世界之间的裂痕开始出现:人的更高级的自我是属灵的,尽管堕落的自然也是神的创造,而原初的和谐也是可以恢复的,但世俗的生命毕竟是一张支离破碎的幕。由于现代科学的兴起,人与自然之间的重新和谐的期望就永远地被搁置了。自然被人们透过工具理性的眼镜来观看:成为一个控制、剥夺、操纵的目标。在笛卡尔那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痕迹消失了,自然贬低为“广延的物质”。与此相反,人则被重新定义为“思想的物质”。本体论上的鸿沟深刻而永久。约纳斯是这样来理解笛卡尔的哲学遗产的:“人之优于一切自然物的东西,即他独具的心灵,不再导致他的存在与存在总体的更高级的整合,而是相反,却标志着他自己与其与存在的不可弥合的鸿沟”。11)有了这样的理解,现代人的“生存的无家可归感”就可以理解了。一旦宇宙被如此彻底地剥去内在的意义,价值就失去了它们的本体论基础,孤独的人就面临可怕的前景:不得不完全地从内部创造价值——也就是人为地制造价值。正如约纳斯所看到的,“漠不关心的自然是真正的深渊。只有人关心着,在他的有限中面临着死亡,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偶然性以及他自己的制造的意义的无意义性,这确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处境”。12)达尔文主义完成了这种觉醒。根据传统的观点,自然是按目的论行事的,它是最初原因或目的的储存所,是注定要走向成熟的。但是所有这一类的确信在进化论的后果中是不存在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了偶然的变异与自然的选择,完全地把目的论赶出了自然。目的在生命之中也变得多余,因而完全地退到了主体之中,也就是退到了虚无主义之中。
正是出于对虚无主义之根源的这种诊断,约纳斯着手建立克服二元分裂的哲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关于人的生存目的的形而上学问题可以重新呈现出来。他的任务并不时髦,甚至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的结论却是不平凡的。与他的那些畏惧科学世界观之暴权的同时代人不同,约纳斯拒绝退回到业已由现代科学建立起来的经验标准之后。他并不反动。他不想否认科学在建立一种新的自然哲学时的严格性。不过,在现代物理学与生物学得出结论,说这个宇宙与地球上的生命根本上没有什么内在意义的时候,约纳斯大胆地承负起恢复这些意义的使命。
四、
约纳斯通过攻击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在《生命现象》一书中完成了他的旅程的第一步。约纳斯认为他的老师的生存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的最有力的表达,他一方面承认《存在与时间》是“生存主义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宣言”,13),另一方面又把海德格尔面对纳粹时的软弱追溯到处于根本本体论核心的伦理真空。
生存主义的思想工具曾经使得约纳斯能够进入到诺斯替主义的世界之中,现在,他对诺斯替主义的研究又使他能够摸索到当代生存主义核心的虚无主义思想模式,因为这两种哲学运动尽管在时间上相隔遥远,却都具有两个根本前提:(1)否认宇宙是为了善而安排,(2)相信一个超验的反宇宙的自我。与诺斯替主义的属灵者那样,“真正切己的个我”是超越于任何律法或规范之上的。然而,切己的个人不信仰超验的上帝,因而可以按照他自己的“超乎善恶”的视野自由地创造价值——着眼于开放的未来,但并不指向一个永恒的尺度来稳固当下。在《责任的命令》一书以及瑞士电台一九八七年所作的访谈录中,约纳斯提出了同样的批判,把海德格尔的真正切己的个人的坚毅与诺斯替主义的属灵者的反律法主义的自由联系起来。灵之于魂就相当于真正切己自我之于非切己的缘在(Dasein)。约纳斯把海德格尔的“
三、
乍看起来,约纳斯最初对于诺斯替宗教的研究似乎出于研究古文的兴趣。诺斯替主义阐明了神与人之间的极端二元论。诺斯替主义教义起初描绘了神圣世界的完整的原初状态;这种原初的整体性后来由于世界以及统治世界的能量的出现而破裂。人成为这个宏大的末世庆典之中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宇宙完整性的恢复对于他的拯救是休戚相关的。天与地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神被认为是完全地超世俗的,乃至于反宇宙的。只有净化自己的一切世俗属性,完全地把自己与超验的神圣普纽玛或灵联合起来,人才能获得拯救。诺斯替教义提供导致拯救与合一的秘密的“知识”。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约纳斯对这个过程的描写:
“人的构造就象是一个一层层的洋葱,宇宙本身也是这样有许多层次的,只是这些层次的次序与人的各个层次的秩序相反而已;宇宙的最外层正好是人的最里层,宇宙的最里层地球正好是人的肉体的衣袍。只有最里层,或属灵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起源的地方,即神,也是外在于这整个宇宙的。在末受拯救的状态下,也就是远离它的源泉陷在灵魂与肉体之中的状态下,灵对于自己没有意识,麻木、昏睡、或者由于这个世界的毒害而陶醉,他处于无知的状态之中。他的苏醒与解放是通过知识来促成的……启示或“召唤”是拯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携带者是一个来自于光明王国的信使,他穿过各个层面的障碍,骗过众阿其翁,把灵从世俗的麻木状态中唤醒过来,从外面传授给他拯救的知识”。 9)
约纳斯认为神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来源于特定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人与世界之分裂的内在体验反映了人的异化状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约纳斯相信自己已经在现代历史中发现了二元论的类似物,一种类似的“人的异化状态”。他认为,海德格尔的生存主义表达了同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的明显分裂,同一种人异化于世界的感受。这种认识促使他重新估价他的学术焦点。他逐步地放弃了他的历史的或古文的兴趣,转而对当下进行哲学的分析。为了回应约纳斯亲身见证的痛苦,纳粹的兴起、世界大战、大屠杀,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重大的思想任务:揭开西方文明之危机的思想起源,并为人类提出一个全新的、积极的定位。
约纳斯对现代的诊断的一个关键点是虚无主义的观念,虚无主义的根源就是神与世界之间、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这种极端二元论。在约纳斯看来,虚无主义与诺斯替主义之间的类似性是不可否认的。两者都表达了意义的严重危机,导致深刻的无家可归感。世俗的生存受到轻视与贬低,所留下的只是人类对自己主体性的自我膨胀的信心。虚无主义与诺斯替主义产生于极度不稳定的社会处境之中,人类绝望地寻求重建生存与意义之间的曾经失却了的联系。在诺斯替主义里面,反宇宙的情绪很容易导致自由反纵的反律法主义的态度:既然律法只是适用于污秽的世俗生存的层面,那么粗暴地违反这些律法就被认为是直向更高层面的道路。正如约纳斯解释的:“有一种极积的责任去行各种事,不要留下未做过的事,不要留下任何可能的自由未曾实现,以此来适当地对待自然,并穷尽它的能量;只有这样,才能从轮回圈中解脱出来”。10)现在虚无主义表现在政治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之中,它们企图恢复在现代性的支离破碎中失去的整合状态。政治弥赛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各种民族主义——都表现出反律法主义的倾向,它们允许使用非道德的手段来加快政治解放的目标的实现。
在《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一文中,约纳斯把现代虚无主义的起源追溯到科学革命时期。在古代的宇宙论中,没有把人从自然世界分开的本体论鸿沟。在基督教里面,人类与世界之间的裂痕开始出现:人的更高级的自我是属灵的,尽管堕落的自然也是神的创造,而原初的和谐也是可以恢复的,但世俗的生命毕竟是一张支离破碎的幕。由于现代科学的兴起,人与自然之间的重新和谐的期望就永远地被搁置了。自然被人们透过工具理性的眼镜来观看:成为一个控制、剥夺、操纵的目标。在笛卡尔那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痕迹消失了,自然贬低为“广延的物质”。与此相反,人则被重新定义为“思想的物质”。本体论上的鸿沟深刻而永久。约纳斯是这样来理解笛卡尔的哲学遗产的:“人之优于一切自然物的东西,即他独具的心灵,不再导致他的存在与存在总体的更高级的整合,而是相反,却标志着他自己与其与存在的不可弥合的鸿沟”。11)有了这样的理解,现代人的“生存的无家可归感”就可以理解了。一旦宇宙被如此彻底地剥去内在的意义,价值就失去了它们的本体论基础,孤独的人就面临可怕的前景:不得不完全地从内部创造价值——也就是人为地制造价值。正如约纳斯所看到的,“漠不关心的自然是真正的深渊。只有人关心着,在他的有限中面临着死亡,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偶然性以及他自己的制造的意义的无意义性,这确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处境”。12)达尔文主义完成了这种觉醒。根据传统的观点,自然是按目的论行事的,它是最初原因或目的的储存所,是注定要走向成熟的。但是所有这一类的确信在进化论的后果中是不存在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了偶然的变异与自然的选择,完全地把目的论赶出了自然。目的在生命之中也变得多余,因而完全地退到了主体之中,也就是退到了虚无主义之中。
正是出于对虚无主义之根源的这种诊断,约纳斯着手建立克服二元分裂的哲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关于人的生存目的的形而上学问题可以重新呈现出来。他的任务并不时髦,甚至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的结论却是不平凡的。与他的那些畏惧科学世界观之暴权的同时代人不同,约纳斯拒绝退回到业已由现代科学建立起来的经验标准之后。他并不反动。他不想否认科学在建立一种新的自然哲学时的严格性。不过,在现代物理学与生物学得出结论,说这个宇宙与地球上的生命根本上没有什么内在意义的时候,约纳斯大胆地承负起恢复这些意义的使命。
四、
约纳斯通过攻击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在《生命现象》一书中完成了他的旅程的第一步。约纳斯认为他的老师的生存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的最有力的表达,他一方面承认《存在与时间》是“生存主义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宣言”,13),另一方面又把海德格尔面对纳粹时的软弱追溯到处于根本本体论核心的伦理真空。
生存主义的思想工具曾经使得约纳斯能够进入到诺斯替主义的世界之中,现在,他对诺斯替主义的研究又使他能够摸索到当代生存主义核心的虚无主义思想模式,因为这两种哲学运动尽管在时间上相隔遥远,却都具有两个根本前提:(1)否认宇宙是为了善而安排,(2)相信一个超验的反宇宙的自我。与诺斯替主义的属灵者那样,“真正切己的个我”是超越于任何律法或规范之上的。然而,切己的个人不信仰超验的上帝,因而可以按照他自己的“超乎善恶”的视野自由地创造价值——着眼于开放的未来,但并不指向一个永恒的尺度来稳固当下。在《责任的命令》一书以及瑞士电台一九八七年所作的访谈录中,约纳斯提出了同样的批判,把海德格尔的真正切己的个人的坚毅与诺斯替主义的属灵者的反律法主义的自由联系起来。灵之于魂就相当于真正切己自我之于非切己的缘在(Dasein)。约纳斯把海德格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