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哲学跨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所说的"东方"，泛指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广大地区。这里所说的"东方新社群"理念，指在具有东方儒家文化历史传统的广大地区，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理念进行创新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于严肃反思和活化东方古代的政治思想传统资源，并以理解的态度借鉴西方传统的和当代的政治思想资源，力图以此探索建构我们时代的东方政治哲学理念的可能性。
如果同意艾赛亚·柏林的价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plurality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以及世界诸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multiplicity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的观点所强调的对不同文化的尊重的话，那么，东方学者立足于东方社会本身的实际，在东方地缘文化中进行与促进东方文化进步相关的政治哲学理念的探索，在学术上就应该被认为是合法的，而且应该被认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东方文化具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它随着东方文明的发展而发展，久经五千年而无中断也未衰亡，在一定意义上说，从19世纪以来，它就经历着正确处理与西方文化关系的磨练，而在已经来临的新世纪中，各个方面的发展显示，它有可能焕发出自己的独特光彩。在这个总体的态势中，建构东方政治理念的思想任务，是推进全人类政治理念进步的重要工作之一。
从理想主义的立场来说，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全人类的文化及其所有伟大理念似乎都应该是统一的、应该具有许多普遍性的东西。我们赞赏并且也向往这种立场。但是，从人类文化的不同历史和现今的实际状况来看，世界各地的文化，包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的传统。因而应该承认东方的政治理念与西方的差异事实。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抱着寻求共同性的愿望，才能找到普遍性的东西。因而，如果要谈论全人类共同的政治理念，其思路似乎不应该是：马上不加论证地就以某一个地方的现成政治理念（例如西方的或者东方的）作为全世界政治哲学的最高范型。而应该是：首先以跨文化批判的理性态度，分别搞清楚各个地域文化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关于这一点，我十分同意著名经济学家Alberto O. Hirschman 教授30年前在《World Politics》上发表的评论John Womack 和James L. Payne 两人研究拉丁美洲政治的著作的评论1），然后才能够有可能寻求它们的理性综合。
二、反思中国现代中的文化偏向
各个文化地区政治理念的思想基础是该地的文化基本构架。为了探索政治理念所包含的实际意义，即其依附着文化圈生存的整体意义，就应该首先明了该文化的基本构架和其时代倾向。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人崇尚西方"科学"和西方"民主"的风潮，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在这个思想运动中隐含着一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即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于西方现代文化；而且这种对立似乎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出现了如下两种偏向。
一种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不少知识分子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当作"陈旧"的东西，进行了比较简单的概括和处理，当然就把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全部内容，同 "封建专制主义"一起被作为"反动的"东西统统抛弃了；同时，却把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的政治和自然科学的概念）当作救治本民族于危难的"法宝"，而缺乏对它们进行跨文化理性审思的态度，导致了对拿它们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的过度乐观，以至盲目崇拜。这就是惯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立场的起源。
另一种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在本土现实生活中的自足性和完满性的立场，坚持传统的"中央之国"的世界观，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图景中的根本优越性的立场，而拒绝承认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性的东西对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在根本上对西方文化采取拒绝和蔑视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中，包括着对西方传统政治理念和近代以来的主流政治制度的完全的拒绝和激烈的批判。这就是所谓的"保守主义"的立场，也即是早期的"当代新儒家"的立场。
在其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连续不断的革命年代，上述两种偏向得到了很大的纠正，但是，它们作为思想传统所具有的在集体无意识层面表现的顽强性，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影响着已经步入新的思想史时代的中国人的思路，包括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研究政治理念的一些思路1a。
三、传统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
从历史主义的实证立场看，两千多年来，在中国传统政治实际运作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中，"封建专制主义"、"家天下"、"族群主义"等理念，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经过20世纪的传统思想批判，人们普遍认为上述理念是中国政治哲学中已经过时的"死的东西"。即使它们还在一些人们的意识中仍然还没有彻底死亡，但是它们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逐步彻底死亡是必定无疑的1b。
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长河中，也不乏"民主性的精华"，不乏"仁爱"、"平等"和"自由"的哲学理念。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中国政治哲学传统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即"活的东西"。由于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情绪的影响，人们对于这些东西并不熟悉，因而很有重申和再思的必要。
例如公元前9-8世纪的经典文献《诗经》的《大雅·烝民》篇1c写道：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上天生了民众，并且给予他们有形的身体和人性法则，从而，民众具有爱好美德的天性。]
从诗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早期就存在着三种社会伦理观念：一，人性来源于天赋；二，天赋人性的本质是善；三，天生人性是人人所共同具有的，因而也就是人人平等地具有的。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继承了《烝民》的上述思想。他说："天生德于予。"2并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3他认为，仁就是"爱人"4。所以，在孔子看来，天赋人性就是内在的道德心，这内在的道德心就是"仁心"（即"爱人之心"）。同时，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5可见，在孔子那里，仁心是自主之心，即不由他人而由自己的"自由之心"。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内在德性学说。《孟子》一书中写道?quot;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6同时把内在德性具体化为四种规定性，即"仁"（同情心）、"义"（正义心）、"礼"（尊敬心）和"智"（道德良知）7。孟子还以"天爵"以德与"人爵"以禄、二者相分的话语，强调地发展了孔子关于民众是社会政治主体的思想。他提出了"德性高于官爵"、人人"贵于己身"（人人均有自己的德性主体的天赋价值和尊严）的观点8。他的民为主体的思想的极致，就是"民贵君轻"9的名言。
根据人性善的内在论观点，孔孟认为天赋人性（内在德性）普遍平等。以此为据，孔子主张"有教无类"13，"四海之内皆兄弟"14。孟子也说："人皆可以为尧舜。"11 "圣人与我同类者"12。
孔孟都强调"民"在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制度中的主体性地位。孔子言"天下为公"15；孟子倡导"民贵君轻"的理论。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16。是否代表人民的愿往和意志，是君主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君失去民心则谓之"无道"，民可以使其"易位"，罪大恶?目梢灾?8(例如："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19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20等）。
《礼运·大同》篇的"天下为公"思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反君权、反专制、反家族世袭政治的伟大思想传统18a。孔子之后的历代儒家典籍如《吕氏春秋》、东汉郑玄（《注》）、唐朝孔颖达（《正义》）、明朝王夫子（《礼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