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天”、“地”对“人”保持着它们的“神圣性”、“神秘性”，“天”、“地”这种“不可测性”，正是那原始的“本体”之“思”的“激发剂”。古人仰观日月星辰，俯察山川大地，不禁升起“敬”意，亚里士多德如此，孔子、老子亦复如是，中外古贤哲人概莫能外，所以康德，叔本华才说“人”自然就有一种“形而上”的倾向。 


    “本体”、“物自身”，合“音”（言）“象”之“道”或“哪”或“暗”其实都是同样性质的，“明”也好，“暗”也好，它都是“不可限定”、“不可测”的，即不是经验科学所能把握的，“象”和“音（言）”最终不能完全转化为“形”和“声”。无“形”之“象”不确定，无“声”之“言”又何能“确定”？“天何言哉？”雨露滋润着草木，“地”何言哉？沃土生长着禾苗。“凡可言说的，都能说清楚”，故“不（可）言说的”（沉默的，silent）则“不（可）清楚”，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之“情结”。 
    “地”上的、“天”、“地”之“间”的“形形色色”，当然是“明明白白”的，一时不清楚的，慢慢可以让它清楚起来，一时“无以名之”的，可以按情形给它起个“名”字，但“天”上、“地”下所“隐藏”的那个“本体”、“物自体”、“道”，却是“原则上”不会“清楚明白”的。不错，“人”得“天”、“地”之菁华，得“天”（地）独厚——“上帝之宠儿”、“天之骄子”，有“神而明之”的能力，但“人”不能“避免”（躲避）“黑暗”。“人”用不着等到真的“死”了才能“体验”“黑暗”，那时“人”已无感、无知、无识，“体验”不出来了；然而日夜之交替，四时之轮转，无不“提示”着“黑暗”之“存在”及“不可避免”。“黑夜”之中，如无半点星光，四周“寂静”，则如同进入“坟墓”，大自然不给你“提供”任何“信息”，此时如果你是个“失眠者”，则可以亲身“感”到这种“境界”，这是一种“混沌”（chaos）的“境界”，列维纳以此来提示人们对sein（il y a）的体验，这是一般人都能体验得到的。及至第二天清晨，阳光普照大地，则“形”、“声”一切如“常”；有哲学智慧者，不必患有失眠症，尽可安睡于夜晚，而可以在阳光普照下，“见”到“天象”，“闻”到“天籁”，“见”到“无形之象”，“闻”到“无声之言（音）”，这在古人看来，即是“得”“道”。 
    无论西方人、东方人、中国人都是富有哲思的民族，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在很古的时候已经开发出这种对“本体”、“物自身”的“形而上”的哲思，从体会的深刻程度来看，可能我们的祖先要胜于西方的古人；不过后来东西方的历史发展不同，西方人依靠经验科学的发达以及逻辑学的完善，由经验科学到“超越”此种学科，而进入“形而上学”的哲思，并由此而运用逻辑推演的方法，使“形而上学”具有“科学”的形态，这是中国哲学后来发展所欠缺的。且不说“哲学一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一个“超越”形态在近现代所受到的批评及其自身确实存在的缺点，就学科体系之完善及思维之缜密来说，是中国哲学家理应向西方学者学习的地方，但在学习的同时，切莫要把我们传统中那深入之处丢弃了。 
    西方人在从“经验”“上升”为“超越”、“本体”、“本质”时，善于用“验科学”的方法，有“分析”，有“综合”，有“感觉材料”，也有“抽象概念”；而中国传统则往往是“艺术”式的，从“一滴水”“见”“大千世界”（经验之“全”），从这个意义说，的确更具“审美”、“艺术”的意味。不过中国的传统往往更多地直接进人“本体”、“本质”、“物自身”、“超越”的“形而上”层次，在这方面，就不是“审美”、“艺术”式的，既不是所谓“具象”的，当然也非“抽象”的。 
    中国传统对“本体”、“本质”、“物自身”，这类“问题”的思考方式，就像它思考的“对象”（问题）本身一样，不是经验的概念和范畴所能“限定”的，因而“无以名之”，或“强名之”也可以，但不免以偏概全，需要用许多的话来阐释。 


    其实西方的哲学也遇到这个问题。哲学对“本体”、“本质”、“物自身”之“思考”，到底是一门什么“学问”（学科、科学）？它和“（经验）科学”、“宗教”还有“艺术”有何种关系？可能水不会有最后的答案。 
    学科的困惑，来自其思考“对象”（问题、题目、课题）之困惑。“本体”、“本质”、“物自体”……的困惑，是西方哲学的“世纪”的“困惑”，而扩大开来看，又可能是我们人类的持久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