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9卷第1期，第45-49页，74页，2003年。(此处本文稍有修改)

　

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

刘 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 100732）

　

摘要：“信息”的哲学问题由来已久，但一直未引起哲学界真正重视。最近西方哲学界提出“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简称PI）研究纲领，把“信息”作为哲学基本概念列入研究范畴，认为它和存在、知识、意义具有同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哲学面临着信息转向。本文将着重介绍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关键词：信息；信息哲学；信息转向；研究纲领

　

一、前 言

当代信息哲学创始人、牛津大学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完成了耗时数载，经过广泛辩论的工作，详细论述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研究纲领何以成为可能。早在1996年弗洛里迪便提出“信息哲学”的概念，并在其著作《哲学与计算导论》阐述了信息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Floridi 1999）。不久前，西方哲学界权威性期刊《元哲学》又发表了他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Floridi 2002a，刘钢 2002），其中他对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的基本论点是：信息哲学代表了一个独立的探究领域（独特的话题）；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了创新的手段（原创性的方法论）；能与其他哲学分支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这是哲学界第一篇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纲领性文章。我们认为正是这一点恰恰是其价值所在，因为信息哲学作为哲学的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此便有了一面旗帜。

二、信息哲学兴起的背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包括遗传基因工程和太空技术等）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过去的50多年，无论是理论方面，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还是应用方面，如从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到今天的互联网，无不与信息相关。具体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图景呈现出科学“转向”技术的趋势。结果是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纵观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向信息技术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然而，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走向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批判功能遭到了抛弃，致使科学主义在许多哲学分支成为主导力量，其结果便是“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Hacker 2001），也就是说，哲学渐渐变成科学的附庸，甚至成了科学的“婢女”和“小工”。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哲学或者在科学之上，像科学的女皇（这个时代科学家认为已经一去不返了），或者位于科学之下，为科学廓清道路、奠定基础。然而，无论是在科学之上或是在科学之下，“哲学都不是与科学比肩的学问。”（Wittgenstein 1997） 实际上，世界以及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复杂，哲学的话语水平也就必须越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自身保持一种超越、批判和反思的地位，这才是哲学的理由。

哲学对信息技术的反思主要基于两条进路，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最终成就了信息哲学。一条是批判性的，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主要始于欧陆的人文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同时在社会认识论、媒体理论以及应用伦理学诸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另一条则属于建设性的，即沿着形式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譬如说，逻辑学家图灵提出人工智能问题，在哲学领域中绽放出众多奇葩，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等诸多学科都能见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数学家维纳提出的关于信息的本质问题，则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逐渐地“信息”便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特话题，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PM）的广泛采用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为信息社会提供了系统性论证。



三、信息哲学的发展历程

当代信息哲学从虽然从信息的哲学问题脱胎而来，但形成独立的研究纲领，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事情。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Philosophy and Computers, APA-PAC）所组织三次大的活动功不可没。第一次是1985年该会促成的计算机伦理学；第二次是始于90年代中期美国的“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的全国性哲学普查；第三次则是2002年推出“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宣言。所有这三次大的活动，均得到西方权威性哲学刊物《元哲学》的全力配合，分别出版题为了《计算机伦理学》（1985）、《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1998）以及《赛博哲学--哲学与计算机交汇》（2002）的专刊。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两任会长拜纳姆（T. W. Bynum）和穆尔（J. H. Moor）则对这三次大的活动起了积极和直接的推动作用。

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并非一帆风顺，追溯它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a）探索阶段。图灵于30年代便开始发表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人工智能、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等，相继引起哲学界的关注，尤其是人工智能。信息的科学研究为其成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奠定了基础。这期间也不乏一些力作问世，如1978年斯洛曼（A. Sloman）在他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这部著作中，便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他大胆地预测道：“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Sloman 1978）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而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好像是特洛伊木马，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引入哲学的城堡。

　

（b）徘徊阶段。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暴露在如此异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信息和计算机网络资源利用占有绝对的地位，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最具战略意义的，信息成为社会生产与交往的重要的资源。即便如此，信息哲学依然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领域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产生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仅限于一些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伦理学等。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纳。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c）确立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信息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开始得到哲学界的承认，如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M. Dummett）在其《分析哲学起源》中，赞同信息是比知识更基本的概念的观点。(Dummett 1993) 此外，美国《时代周刊》将个人计算机评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创建了哲学与计算机分会。同年，美国主办的权威哲学期刊《元哲学》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的专号。首次由计算与哲学协会（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and Philosophy, CAP，即目前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的前身）出资赞助的年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