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果斯基强调“活动”的作用，并运用外部活动和内活动相互转化的唯物辩证法，揭示儿童思维发展的动力。[18] 

3.2 隐喻投射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肉身中的哲学：具身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开宗明义地提到认知科学的三个主要发现：心智原本是具身的；思维大都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部分是隐喻的。[19]这三点指明了身体在认知和心智中的基础性和运作方式，而第三点特别表明高级阶段的抽象概念和思维发生于身体经验的一种途径，即通过隐喻投射而形成概念隐喻。 

长时间人们持有的看法认为：只有人的头脑（head）才可以形成概念，理性思维同知觉和行为是无关的，与人的感觉肌动系统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概念一定是抽象的，是非具身的（disembodied）。但以莱考夫等人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推翻了这种看法。 

在认知语言学看来，隐喻具有普遍性，隐喻是人类认知过程中的重要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中概念意义的获得和概念体系的结构不是凭空产生的，从发生的过程看，它们源于人们最初的身体经验的隐喻投射。身体经验被用于抽象概念是司空见惯的，如Affection Is Warmth，Important Is Big，Happy Is Up，Intimacy Is Closeness…[20]。隐喻投射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人类的身体经验本身是直接的、有意义的结构。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抽象概念之前的身体经验至少存在两种结构： 

（1）       基本层次结构（basic-level structure） 

    “家具－椅子－摇椅”、“交通工具－汽车－赛车”，这显示了人类范畴的一个基本层次结构，即上位范畴（superordinate category）－基本水平范畴（basic-level category）－下属范畴（subordinate category）。在这三个层级中，我们的知觉系统最容易区分出基本水平范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伦特·伯林（Brent Berlin）、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卡罗林·默维斯（Carolyn Mervis）和他们的合作者发现，这种中间水平的范畴在认知上是“基本的”——也就是说，与“上位”范畴，如家具和交通工具，和下属范畴，如摇椅和赛车，相比，它们有一种认知优先性。[21]。伯林和罗施发现，基本水平范畴的认知优先性有赖于我们的身体经验，基本水平和非基本水平范畴的区分是基于身体的，也就是说，基于格式塔知觉、肌动计划和心理意象（mental image）。 

（2）       意象图式结构（image-schematic structure） 

意象图式结构是指那些在我们的日常身体活动经验中反复出现、相对简单的结构和空间方位关系，前者如容器图式（Container）、路径图式（Path）、力－动力图式（force-dynamic）等，后者如部分－整体（Part－Whole）、中心－边缘（Center-Periphery）、近－远（Near-Far）等。   

意象图式是通过身体来理解的。像前和后这样的概念出自身体，依赖于身体，并且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所有的这种身体，它们就不会存在。这对于基本的力－动力图式（推、拉、推进、支撑和平衡）也是同样的。我们理解这些是通过使用我们的身体部分以及我们移动它们（特别是我们的胳膊、手和腿）的能力。我们的身体是呼吸空气、吸收营养和排泄废物的容器。我们一直以容器（屋子、床、建筑）定向我们的身体。我们也把抽象的容器投射到空间的区域上，如同当我们理解一大群蜜蜂存在于一个花园里。同样，每次我们看见某物移动，或移动我们自己时，我们就以源－路径－目标图式来理解那个运动并进行相应的推理。[22] 

3.3 认知具身化研究的动力学方法 

我们说认知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个系统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事件，而是包含了脑神经系统在内的复杂的系统事件。也就是说，认知是认知者（agent）（身体和大脑）与环境（自然和社会文化）的内在的、不可分离的相互作用的生成过程（如图[23]）。例如冯·盖尔德（Tim van Gelder）说，“认知系统不仅仅被封装在大脑中，确切地说，神经系统、身体和环境都持续地改变着，并且同时地彼此影响，所以真正的认知系统是包含这三者的单一的统一的系统。” [24]更通俗地说，认知是情境化的过程。但这些说法不过是一些过于“粗糙的”的定性描述。我们如何能够更实际地了解具身认知的实现机制呢？目前的认知的动力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DST)的进路正在发展这种实现的可能性。 

相对于认知的计算假设（Computational Hypothesis, CH）,盖尔德1995年给出了一个认知的动力学假设（Dynamical Hypothesis, DH）：“自然认知系统是某些种类的动力系统，而且从动力学眼光来理解是对认知系统最好的理解。” [25]应该说，当前认知的动力系统进路的观念并不是全新的。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阿史比（W. Ross Ashby）就预见性地提出：所有的认知或许都能由动力系统模型来解释。[26]但是限于当时缺乏适当的数学工具和实现这种模型的计算方法，以至于在Ashby的建议之后很少有后继的研究。 

应该看到，认知的动力系统研究本身不是一个范式，而是实现“激进具身认知论题”（The Radical Embodied Cognition Thesis）的数学方法和工具，其观念基础仍然是具身化、情境性和生成等概念。 

动力学假说是以数学的动力系统理论为基础描述认知。动力系统理论（DST）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它以本质上是几何学的概念来描述系统演变的行为。其概念术语一般有：状态空间（state space）或相空间（phase space）、参数（parameter）、路径（path）或轨迹（trajectory）、拓扑学（topology）、吸引子（attractor）、稳定性（stability）、藕合（coupling）、分岔（bifurcation）、确定性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和初始状态敏感性（sensitivity to initial conditions）等。利用这些概念，动力学家试图理解认知系统的过程和行为。他们用微分方程组来表达处在状态空间的认知主体的认知轨迹，特别是通过在一定环境下和一定的内部压力下的认知主体的思想轨迹来详尽考察认知。认知主体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微分方程的支配。系统中的变量是不断演变的，系统服从于非线性微分方程，一般来讲是复杂的，是确定的。 

目前动力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动力系统模型的实例[27]。这里，我们只简述一下汤普森（E. Thompson）和瓦雷拉的神经动力学的“互返的因果关系”（reciprocal causation）概念[28]，因为这个概念是关系整体论（relational holism）的动力系统中的作用的一个一般形式，即部分－整体的互返关系。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在动力系统中，局部和全局之间存在一个双向的因果关系：既有局部到全局的上行的因果关系（upward causation），也有一个全局到局部的下行的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应该说，这和解释学循环的结构是同型的。 

近年来动力系统理论也被用到动作发展的机制上。多年以来，动作的发展曾被认为是随神经系统的不断成熟，逐渐实现对肌肉日益准确控制的过程和结果。著名神经科学伯恩斯坦（N. Bernstein）对此予以质疑，指出单有神经系统并不能解释复杂动作模式的形成。他认为，在动作的发展中，不仅仅是神经系统如何实现对肌肉的控制，同时也涉及肌肉活动、重心引力、活动平面的支撑等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协调，后者不是由神经系统预先设定的，而是机体借助活动经验掌握的。[29]西伦将动力系统观引入儿童发展研究[30]，她对婴儿行走和踢腿动作的发展进行了研究，提出精确（fine）动作模式的形成和转变是神经系统指令与身体姿势、肌肉重量、肢体长度、动作活动的环境条件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动作依赖于动作系统中的所有要素。在发展机制的问题上，动力学理论强调动作是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特定动作协调和控制性的提高来源于机体对特定生物力学问题的解决。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