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享受，是艺术性的享受。同上书，52-53页。而在这艺术性享受之中，庖丁也获得了一种忘我境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进乎大道。在与道合一中达到至高境界。《达生》篇的“工翺旋而盖规矩”，讲得更明白，工翺是尧时代的人，以巧艺著名，其技术高超盖过用规矩画来的。他所以能达到这种境界，是物我合一，忘却是非而达到的出神入化之境，“工翺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适”者，美也。梓庆为餎，也是由“忘”而进入“美”的境界的，所谓“不敢怀非誉之巧”，“忘吾有四肢形体”，都体现了庄子对现实的超脱，通过上述的审美性的“忘”、“外”而达到超越，故能保持心灵的怡静，体悟大道，进入精神的自由与永恒。正如庄子所说：“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在审美观照中，忘却了人间欲望和痛苦，同时也获得了美的愉悦。叔本华曾这样描述道：“他现在安然自在地微笑着回顾人世的虚妄，它们也曾经能够打动他，使他感到精神的痛苦，但现在他面对着它们却象弈棋的高手面对下完的一局棋一样，完全无动於衷了。”“人生和它的种种形象在他面前不过像一阵过眼云烟，像在半醒的人眼前的一场淡淡的梦境，真实世界已透过这梦境闪现出来，所以它不能再骗人了；并且像这梦境一样，人生和它那些形象也终於会在不知不觉间完全消逝。”这种对人生的参悟与看透，乃至走向一种“弃绝人生的一切享受，或者自在而欣然地放弃生命本身。”叔本华甚至说：“要是有人敲坟墓的门，问死者愿不愿意再生，他们一定都会摇头谢绝。”以上引文皆出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136页、138页、142页。?
        
     庄子也常常在物我两忘之中将人生当做一个梦境，甚至有时混淆了现实与梦境，著名的“庄周梦蝶”即是一例：“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这种梦，与人生之痛苦及其解脱有无关系呢?在《至乐》篇中，庄子梦见与髑髅交谈，显然表达了一种“弃绝人生”之意向，简直可以当做叔本华“死者不愿复生”之论的绝妙例证。《至乐》篇描述道：“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骨尧然有形，扌敫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之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蹙安页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鬼交谈，於荒谬中阐发了庄子独特的生命观，正如庄子借列子之口所阐述：“列子行食於道从，见百岁髑髅，扌蹇蓬而指之曰：‘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若果养乎?予果欢乎?”(《至乐》)这种泯灭死生，无忧无欢，体现了庄子对宇宙人生的独特见解。?
        
     通过以上叔本华与庄子悲剧意识的比较，我们不难体会到庄子思想深层的悲剧思想；人生充满痛苦，世人在水深火热之中，“絍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不亦悲乎”，庄子看似乐观放达，逍遥自乐，其实骨子里是整个的悲，悲愤得不再愿回到“文明”的现实生活，甚至悲哀得不愿再回到人世间。旷达只是悲的表象，逍遥的背後是对整个现实社会，乃至对人生信念的幻灭。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堪称一曲振撼心灵的悲歌，难怪《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说：《庄子》乃“蒙叟之哭泣!”刘鹗：《老残游记自序》。明人陈子龙说《庄子》之文是“辨激悲抑”。陈子龙：《庄周论》。清人胡文英指出：“人知三闾(屈原)之哀怨，而不知漆园(庄子)之哀怨有甚於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总论》。 
        


    认识到庄子的悲剧意识，再回过头来讨论中国有没有悲剧这一长期困惑学界的问题，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据我所知，学界有不少人是不同意中国没有悲剧这一说法的，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探求中国悲剧意识的根源。大多是举了一些具体的作品例证来反驳，如“中国十大古典悲剧”，尤其是《窦娥冤》、《赵氏孤儿》、《桃花扇》等等。具体的例子固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没有从根本上，即从所谓“终极问题”，以及“对人生悲剧性感受”等问题上来深入论述，因此不仅反驳无力，对深探中国悲剧精神之根源也无甚助益，有时反而给人以理屈辞穷乃至强辞夺理之感。如果我们能从生命悲剧意识这一角度来深探中国悲剧之根源，从庄子悲剧意识中重新审视中国悲剧及悲剧意识，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中国古代悲剧大约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模式，如《窦娥冤》，其二是精忠义士式的悲剧，如《精忠谱》、《赵氏孤儿》等；其三是看破红尘、解脱人生式的悲剧，《桃花扇》、《红楼梦》是其代表作。这最後一种，是与庄子悲剧意识相一致的。王国维以叔本华的悲剧观为皀臬，判定《红楼梦》是真正的悲剧。他说：“《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然而遗憾的是，王国维却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与整个中国人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他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终於欢，始於离者终於合，始於困者终於享；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故吾国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尔。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於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③在这里，王国维犯了一个绝大的逻辑错误：生长在中国文化精神土壤中的《红楼梦》，怎么可能“大背於吾国人之精神?”难道《红楼梦》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或者是天外的“飞来峰?”历史是不可能割断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也绝不是偶然的。其“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正是“以谬悠之谈，荒唐之言”(《庄子·天下》)而喷发出的“蒙叟之哭泣”的精神延续，是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悲剧精神在文学上的升华。或许王国维在无意识中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红楼梦评论》一开始，即引老、庄的话以证之：“《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老子》原文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见《老子》王弼注本。可惜王国维执迷於西方之论，惟以叔本华之论为皀臬，导致他最终没有清醒认识到庄子悲剧精神与《红楼梦》悲剧精神的内在联系。而得出了不合乎逻辑的错误结论。其实，在中国文学艺术的长河之中，具有庄子悲剧精神的作家作品，并非仅有曹雪芹与《红楼梦》。从阮籍、稽康到陶渊明，从李白、司空图到苏东坡，从李贽、汤显祖到曹雪芹，庄子的悲剧精神，在这些杰出的文学家身上折射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