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形象和意象时，他就是一个“审美的人”，而与“科学的人”和“实用的人”无涉。10在朱光潜看来，“审美的人”与“科学的人”和“实用的人”只是在理论上可分，在现实中三者是同一个人，根本无法分割。“形象的直觉”即美感经验之所以会发生，作为“科学的人”和“实用的人”之所以会显出“审美的人”的一面，关键在于他对现实生活采取了一种审美态度，即在心理上与对象拉开一段“距离”来观照它。
    由此，朱光潜用“距离说”来补充“直觉说”，就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他解释了审美直觉发生的先决条件，使被克罗齐抽象化片面化的“直觉说”，回到了生活实际中去；另一方面，他对“距离说”的阐述，也拓展了该说自身的意义。本来布洛提出“心理距离”说时，其目的只是为确立审美活动中的非功利性质，“他好像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理论打破了形式主义美学的狭隘界限，扩大了艺术心理学的范围，使之能包括比抽象的纯审美经验广大得多的领域”。而正是在朱光潜的阐发中，距离说的意义“已经扩展到了他(布洛)所不可能预见的程度。”11朱光潜用“距离说”去补充“直觉说”，可说既引申了直觉说，也充实了距离说，使审美经验研究提升到一个更加完善的新层次。
    朱光潜在论述“距离说”时，做的另一项很出色的工作，就是运用大量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和文艺实例，对“距离说”作了跨文化的阐发，同时也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艺现象有了新的认识。朱光潜论道：“就我说，距离是‘超脱’；就物说，距离是‘孤立’。从前人称赞诗人住往说他‘潇洒出尘’，说他‘超然物表’，说他‘脱尽人间烟火气’，这都是说他能把事物摆在某种‘距离’以外去看。反过来说，‘形为物役’，‘凝滞于物’、‘名缰利锁’，都是说把事物的利害看得太‘切身’，不能在物和我中间留出‘距离’来。”12他还举例说，“《西厢记》写张生初和莺莺定情的词是：‘软玉温香抱满怀，春至人间花弄色，露滴牡丹开。’这其实只是说交媾，‘距离’再近不过了。但是王实甫把这种淫秽的事迹写在很幽美的意象里面，再以音调很和谐的词句表现出来，于是我们的意识遂被这种美妙的形象和声音占住，不想到其他的事。”13在这里，朱光潜用中国传统文人推崇的“超然物表”、“潇洒出尘”、“脱尽人间烟火气”(脱俗)的人生境界，既对“距离说”的要义作了准确生动的阐述，又使“距离说”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嫁接中长出了更为繁茂的枝叶。至于他分析《西厢记》的唱词如何以幽美的意象与和谐的音调来制造“距离”，使其所表现的淫秽事让人感到“雅驯”，并以孔子论《诗经•关雎》的评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来加以解说，更是观点新颖，开人眼界。这实际上揭示了不同文艺形式由于表现生活的方式各有特点，因而它们与实际人生的距离也有远近之别。这是一个颇有学术张力的见解，值得进一步挖掘和细化。
    更为精彩的是，朱光潜以”距离说”为理论依据，对中国传统艺术(如国画、京剧等)的价值作了别具慧眼的论述。他指出：中国新近艺术家看到西方艺术的技巧很完善，画一匹马就活像一匹马，布一幕月夜深林就活像月夜深林，以为这真是绝大的本领，拿中国艺术来比，真要自惭形秽。其实西方艺术本来固然有长处，中国艺术本来也固然有短处，但长处并不在逼近自然，短处也不在不自然。现在西方真正的艺术家并不着意在“妙肖自然”方面下功夫，而是向一个新方向走。这个新方向完全是反写实主义的。后期印象派的大师塞尚是最好的代表。14这里，朱光潜从艺术发展演变的角度，以西方现代派艺术崛起的事实，说明逼真地模仿自然并不是艺术的佳境，而注重艺术与现实拉开距离，注重作品的“形式化”，才是现代艺术的发展方向。由此，朱光潜特别指出：“从欧洲艺术的新倾向看，我们觉得在这里应该替中国旧艺术作一个辩护。骂旧戏拉着嗓子唱高调不近情理的人们，如果看到瓦格纳的歌剧，也许恍然大悟这种玩意儿原来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如果他们再稍稍费点功夫研究古希腊的剧艺，也许知道带面具、打花脸、穿高跟鞋，也不一定是野蛮艺术的特征。在图画雕刻方面，远近阴影原来是技巧上的一大进步，这种技巧的进步原来可以帮助艺术的进步，但是无技巧的艺术终于胜似非艺术的技巧……看到吴道子的人物或是关同的山水而嫌他们不用远近阴影，这种人对于艺术只是‘腓力斯人’而已。”15这段话极可注意的有两点：一、自上世纪初大量输入西方新文化起，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激烈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受其影响，文艺界不少人对传统旧戏和国画等，都持否定态度。如傅斯年、胡适、欧阳予倩等当时都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对中国旧戏及其他艺术进行猛烈抨击。16这种看法是当时时髦而流行的见解。朱光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运用西方美学理论(布洛的“距离说”)发掘中国传统戏剧和国画的美学价值，指出它们与实际人生拉开距离，不重外形毕肖而重虚拟神韵的表现方法，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应该发扬光大，因为它们展示了现代艺术发展的“新方向”。
    二、从20世纪艺术的演进历程看，正像朱光潜当年所说的那样，现代绘画和戏剧明显呈露出夸张、变形、抽象化、虚拟化的倾向。这倾向与中国传统国画和戏剧讲究神似及程式的表现方法之间，其相通、类似、耦合的成分越来越多；中国国画及戏剧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的独特地位和独特价值，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朱光潜在70多年前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一片贬责声中，能独辟蹊径地发掘出中国传统艺术的内在价值和现代因素，不仅显示了卓越的学识和理论勇气，同时也为中西文艺理论和美学的跨文化互释和沟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移情说与物我同一
    在探讨“距离说”时，朱光潜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就超脱目前实用的效果说，科学家也和艺术家一样能维持‘距离’。”科学家研究事物，必须在心理上与对象拉开距离，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丢开，以“客观的态度”去冷静地看待事物。那么，艺术家的“超脱”和科学家的“超脱”有什么区别呢？
    在朱光潜看，科学家的超脱是彻底的，须超脱到“不切身的”的地步；而艺术家一面要超脱，一面又必须和事物保持“切身”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科学是不带情感的纯重客观的活动，而艺术却是不能脱离情感的最重主观的活动。因此，美学上的“所谓‘距离’，是指我和物在实用观点上的隔绝，如果就美感观点说，我和物几相叠合，距离再接近不过了。”17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辨。而要使这分辨得到有力的说明，即为什么文艺家一面要和实际生活拉开“距离”，一面又要和它保持“切身”的关系，则不得不进而讨论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特点和作用问题。于是，《文艺心理学》紧随“心理距离”之后，对“移情作用”作了探讨。
    “移情作用”在德文中的原文为“Einffühlung”，意思是”把情感渗进里面去”。最初采用这个词的是德国美学家劳伯特•费肖尔，美国试验心理学家兼美学家立普斯对“移情作用”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因而学术界多把“移情说”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立普斯看来，移情作用是一种外射作用，就是把我的知觉和情感外射到物的身上去，使物具有某种“人格化的解释”。他在《空间美学》这部书里，举古希腊建筑中的“多利克”石柱为例，对移情作用作了详细说明。
    但是，依朱光潜看，立普斯对“移情作用”的阐发并不完善。在立普斯那里，移情作用只是一个“单向外射”的过程，只是主体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朱光潜认为，移情作用其实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一方面主体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上去，另一方面又吸收外物的姿态和精神。比如观赏一棵古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