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②王安石不同意李翱“害性者，情也”的观点，他认为情既然是性之用，其发动之处就有可能入千善，也有可能入于恶。就是极力主张“存夭理灭人欲的朱熹也说已”天理人欲几徽之间”，③“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风“虽是人欲，人欲中亦有天理、“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0。这就说明朱裹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感性欲求的。
未明理学由朱聋的重“埋”到王阳明的重“心”，一方面标志着理学体系逐渐走向解体，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伦理学说进一步走向审美了。在“心咆个无所不包的精神圈子里，理性、感性、自然、社会、现象、本体、知和行都浓缩集中在一起。“道心”与“人心＼“良知”与“灵明”经常混在一起，不可分离走向同一。“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有天理。”。这里，“视听言动”的感性，不仅彼承认为“性”，而且被认为是“天理”的前提，因此，比之程朱理学，王派后学何心隐等更多地强调感性倾向，更多地注重情感欲求，更带美学色彩。
亦如孔盂力图把伦理原则诉诸人的心理情感一样，宋明理学也把吓人的“天命人性”一——伦常秩序、道德原则归结到充满活力的心理情感上去，变道德他律为道德自律，他们经常讲“孔颜乐处”，将它视为人生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是既带伦理色彩又带审美色彩的。象颜回，“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生活是极端穷困的，在别人是“不堪其忧”，在他却“不改其乐”。孔子对颜回的人生观极为赞赏，誉之为“贤”，这“贤”是一种道德修养，又不只是一种道德修养，是一种审美态度，又不只是一种审美态度。准确来说，它是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目的论的精神境界。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在控诉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自然人性论，肯定人的感性情欲，李卓吾讲“童心”，戴震讲“血气心知”。到近代，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对人的情感欲求就更强调了。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传统的伦理学不仅不排斥人的情感欲求，而且肯定人的情感欲求，并力求将这种情感欲求纳入理的轨道，或者将理植根于这种情感欲求之中，以实现情理的统一。
中国传统的审美据情纳理，中国传统的伦理据理纳情，二者自然而然地趋向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