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舍拉所描述的对文学作品的美感体验在虚拟空间关系中更易幻想甚至可以直接发生。比特·费廷（Peter Fitting）在他的论文《电脑虫教程》（The Lessons of Cyberpunk）中讨论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作品时，描述了另一种体验，他写道：“直接的、无中介的经验的消失现象，展现于吉布森最为著名的‘赛博空间交感幻觉’概念之中：‘出神入化的数据形象从人类生活中每一台电脑里抽象出来’。操作者在矩阵中身临‘真实’之境，感受电脑黑客和其他视频游戏者的延伸；这种经验在迪斯尼电影《电子世界争霸战》（Tron）中以另一种方式变得清晰可见，更加形象。‘肉身’生活是沉重和呆滞的，但当Case进入他的世界，他的矩阵时，他经历了一种纯粹的‘无形体狂喜’的奔流，这种幻觉的强度取代了‘肉’的疼感和快感，本身变成了生与死的实体。”[10]（P303）

这两段内容反映出的美感经验尽管有所不同，但是，每一种都卷入了感受的真实和一定的变异瞬间。前者是阿波罗神卓越的灵性，后者则是酒神的狂欢，意识受幻觉引诱而改变了状态。两种经验发生的空间也有根本不同，家屋保持着庇护式的内部空间，赛博空间则将沉重而呆滞的肉体移入无肉身的世界。两者的静寂都强调了美感的瞬间，但前者是依赖于现世的力量，而后者则努力摆脱肉身的真实。当然，如前所述，赛博空间的体验同样与感官的功能相关联，不可能实现与肉身世界的永久分离。

四、呼唤新媒体美学

虚拟空间的审美关系研究，对我们反观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特别是艺术想象和美感的判断提供了借鉴，同时，这种存在于虚拟社会、赛博空间中的变异美感体验和形式，也呼唤着我们的美学予以关注。新媒体带给我们的技术冲击需要美学说话，需要我们建立一种针对后现代社会和新媒体审美特性的美学。

1. 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意义  我们过去的传播媒介，过去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曾经因为型构变形的文艺与政治关系和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性，而遭遇所谓西方民主的诟病，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权利和政治不重视和关心媒体和艺术的意识形态作用，意识形态性本来就是美学和美育的题中应有之义。西方知识分子的观点和分析为权利和政治提供了启示，也为哲学美学提出新的课题。虚拟社会同样关联着、影响着肉身世界的生活状态和品质，影响着政治和生态。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生的青少年因沉醉于网吧、痴迷于电子游戏和网恋而造成的一幕幕触目惊心令人心碎的惨剧，已经成为沉重的社会问题，美学和美育对此理应有所作为。

同样是在那本《消失美学》中，保罗·维里奥还发出“视觉机器是为了改变意识”的断言[5]（P26），我在上文中引述过的马尔库塞对技术和艺术关系的描述，以及现实社会的发展变革本身，都要求我们建立一种针对新媒体技术革命的美学系统。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说过，后现代“在整个知识体系中无可辩驳地是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的真实“断然地是一个‘西方’现象”，因此，在“人类的四分之三尚未进入我们高兴地称作‘真实’的时代”时，他不停地警告和劝勉那些主张所谓真实已经垮掉和崩溃的后现代艺术家们振作起来，重塑新的美学和文化精神[11]（P132-133）。“批评艺术合唱团”也声称，现在是行动起来的时候了，“因为电子世界……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我们被仅仅作为武器的批评抛弃之前，现在是通过发明创造来利用这种流变的最佳时机”[12]（P27）。的确，新媒体的映象、声音、视频和文本以极不和谐和杂乱无章的音符充斥于流变的网络世界，人类在从肉身向数码转变，从先前关于存在和真实的观念向同样作为存在的虚拟转变，从日用品转向信息，从中心化状态转向去中心，从大叙事转向多样性，个体和集体文化的主要方式越来越从物质的转向精神的。

他们的看法给我们的美学建设提供了信息，当晚期资本主义经历伴随着现代真实概念崩溃的本体位移时，中国美学理论建设更需要前瞻性。在享受现代物质的舒适和自我价值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其实正付出着后现代刺痛人心的代价，人类并没获取理想的和谐、宁静与生态平衡。无论西方和东方，无论正在经历还是即将经历，今天的现实都反映出新媒体美学某种程度的缺席，在中国社会的过渡时期，我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是否可以绕过险滩，少走弯路，补位缺席呢？流变状态正在重塑全球生态的均衡，人类生活的意义由信息和映象的符码来记录，我们的生存与这个数字空间本质地关联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流变的舞动中，人类仍是谱写旋律的主人，美学仍然能够担当起型构流变理论的重任。新媒体提供了比现代媒体如广播、广告、电影、电视、电台及其他大众传媒所造就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更为广泛的可能性选择，尽管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很难在这种流变的媒体方式中永久保持其统治地位，但是，在现代媒体和新媒体的语境中，审美对意识领域的主要冲击仍然是一个人的问题。面对人类未来多种可能性的困惑，也许会误导我们的非理性本能，也许会羁绊我们幻想和发明的创造力，甚至消蚀人类对未来生存的理想和渴望；新媒体生态和审美的精神与道德上的不确定性，也许会成为艺术世界失去幻想、希望和激情而无所作为的借口，然而，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需要我们的艺术家、思想家、美学家设想未来并为实现目标而努力，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安全航行于虚拟领域的灯塔。

2. 虚拟空间的艺术创造力  马尔库塞所论述的科技文明在艺术和技术之间打造了特殊关系，实际上还指出了艺术实践的根本功能，即在破坏既有意识形态关系的同时建立新文化方向和新美学洞察力的艺术力量。这种艺术力量不仅可能建立新媒体美学关系，而且是新媒体科技中创作的源泉。这种流变状态表明新媒体内容设计者和艺术创作者在文化作品、意识形态和型塑身份方面更为巨大和厚重的社会责任，对艺术创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媒体设计者仍然要为其内容的自然形式和可能导致的运用后果负责。赛博空间的建筑师，如商业领袖、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也要为其用户界面和界面使用后果负责，为其符合法律规范的质量负责。这一方面应该引导积极的变异审美体验，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盲目的工具主义内容导致科技奴隶的产生，应该使赛博空间、虚拟社会成为和谐、平衡并促进人类生态发展的存在。在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中意识到新媒体所营造的社会图景和特性，其实也为艺术和审美提供了更为开放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图景中，新媒体对观念的生态均衡系统和对个体与集体（比如艺术家）的身份塑造是一支非常强劲的力量，新媒体美学系统如果能真正落实到我们政治、经济、社会的真实中并能积极参与这些真实性的转变，仍然可以为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同时，新媒体的技术力量也是广阔的当代艺术资源和更为先进的艺术方法，是更为自由和宽广的创作空间。审美的灵感在数字领域内得以唤醒和张扬，数字理想世界得以形成。既然新媒体空间和艺术的出现解构了传统艺术品作为客体的意义，那么，它在挑战运用传统创作方法和技艺从事生产的艺术家，甚至可能将他们抛入历史的过去时的同时，也为先锋新潮艺术家甚至从未受过传统艺术手法教育和训练的“闪客”锻造了机遇。数字世界的艺术市场、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已经对扫描、处理、发送等停留在对客体艺术品的机械复制的模本发出警告，作为物质交往或买卖的日用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将逐渐消失，艺术创作将被推向数字符号市场，艺术家也许只能在明显不具有职业性的领域展示自己的作品，明智的艺术家已经开始一只脚留在肉身世界，另一只脚跨入数码领域，并为实现最终转型而进行尝试。当然，数字世界可以为宣传以往真实世界中的艺术作品或艺术活动服务，然而，当艺术作品和消费开始存在于纯粹的数字化领域时，我们也就真正生活在了一个将幻影、思想以及精神作为日用品生产和消费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