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结构”，作为已逝历史的遗物是“趋于保守的、固定的、单一的”，因为它要求人们认可一切既成的事实。美不是作为过去事件的结果而静态地存在的，而是作为未来创造的动力因而动态地存在着。它不可能从历史的积淀中产生出来，只能从人类对于自由解放及更高人生价值的永不停息的追求中产生出来。
    面对千古遗留的“历史的积淀”，面对既成的“理性结构”，高尔泰在《解放》中指出：“强调变化和发展，还是强调‘历史积淀’？强调开放的感性动力，还是强调封闭的理性结构？这个问题对于徘徊于保守和进步、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我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
    《解放》是高尔泰正式高举扬弃“积淀”大旗的标志，也是高尔泰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潮全面扬弃“积淀”的重要标志。在《解放》中，高尔泰不但把这一“命题”提高到现实的和政治的品位，因而它在这一美学新潮中的“地位”，可谓扬弃“积淀”的重要标志。
    但值得一提的是，《解放》与《再批判》不仅题性相近，且发表于同一时期（《当代文艺思潮》和《学习与探索》均为双月刊）。又据丁枫《高尔泰美学思想研究》披露，《解放》写于1981年，且言高尔泰认为《再批判》能反映他的观点。再则丁枫评高尔泰“费尔巴哈的影子”一节也是从《再批判》谈起的。有鉴于此，我们觉得很难用定时（论文的发表时间）的方法确定《解放》与《再批判》孰先孰后的问题。如果说《解放》是“重要标志”的话，那么《再批判》则是这一“重要标志”的“添加剂”。
   

 三、第三阶段：高潮——完善
    由于人们对中国现代美学流派“扬弃积淀”的理论性质及其目的的困惑与误解，以及1985年秋展开的那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的特殊方式，高尔泰及其同仁的论文一时未得到美学界多数人的理解和普遍关注。不仅连应有的学术性肯定都未获得，甚至还受到批判。譬如夏放同志在与尤西林商榷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把美视为以主体作为对象的活动是一种取消美学的态度就是一例；尤西林、张在林、高尔泰三人的这三篇文章，无一被以选用有学术和思想价值文章为己任的中国人民大学《美学》复印资料选用复印的现象，也多少说明了一些迹象；彭富春在《美学》第六期发表的《评高尔泰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即是一篇未读懂高尔泰和断章取义的批判文章。
    1984年，理论界的沉默是世人尽知的。是年高尔泰写作了《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以存历史的档案。1985年，随着胡德频在《青年论坛》创刊号发表的《为自由鸣炮》的呐喊，理论界的气氛又顿然从沉默与疑虑中活跃起来。在此期间（1985—1986年），刘再复在文艺领域推出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不仅是具有推动文学发展和开启性的纲要，而且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主体性原则在社会历史和审美过程中的作用。他提出的“创作主体性、对象主体性和批评主体性”的“三无”原则，无疑是对社会规范、“理性结构”的再一次猛烈的冲击。
    文学主体性的扬弃，再一次使人们回流到对艺术“积淀说”的反思。扬小彦、邓宏在《新美术》1986年第4期上发表的《艺术的文化阐释意义——兼评李泽厚的‘积淀说’》（下称《阐释意义》）。《阐释意义》通过艺术发生和文化阐释学意义的论述及对李泽厚“积淀说”的剖析，认为“文化发展所遵循的‘干预的逻辑’或‘阐释与选择的逻辑’表明积淀只是一种假象，超越个人感知经验的人类主体或主体与集体原型、集体潜意识等等都是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其根本错误在于它们抹杀了生个人在介入历史与生活中必然要有一段通过学习走向成熟的过程。”“积淀说”的不可尽信犹如大多数不称职的父母对儿童采取的“先验性”道德教育，它传达给“我们”的只是“一种规定、一种偏见，而不是一种怀疑、一种鼓舞个人自信心的批判态度”。
    经过对“积淀”的不断认识过程，人们深深地感到“规定”和“偏见”给人带来的不仅是单一、固执、封闭和宿命，还给人带来死寂、麻木和创造力的丧失。因此，人们终于彻悟，并意识到对这一切的怀疑和批判在当今改革的年代显得十分紧迫、重要。
    正当学界崇尚权威、寻根文学泛滥、传统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成“板结”的滞缓时刻，刘晓波这匹充满野性的黑马，在《中国》1986年第10期发表了《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下称《选择》）。《选择》认为，“积淀”既是李泽厚评价传统的理论基础，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也是传统“积淀”的产物，并针对李泽厚的理性社会主宰论及其孔颜教化的实质，针对李泽厚大谈康德主体怀的假象，实建黑格尔理念或封闭逻辑框架的实质，大胆无畏地提出了一系列与李泽厚对峙的反题。刘晓波声称，在哲学上、美学上，李泽厚“皆以社会、理性、本质为本位，我皆以个体、感性、现象为本位；他强调整体主体，我强调个体主体；他的目光由‘积淀’转同过去，我的目光由‘突破’指向未来。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他一分为二，精华糟粕分得清晰，我全面否定，看不到精华，只见糟粕；他认为‘民本’和孔颜人格是中国文化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他的理论大有复活孔子之势，至少认为当代国人还部分地需要孔子，我认为必须彻底埋葬孔孟之道的废墟上，因为儒家传统的同化能力决定了部分地需要孔子也就等于整体地复活孔子；他对传统的自我反思更多的是自我肯定，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挽救世界于悲剧之中的依稀曙光，我对传统的自我反思是自我否定，眼前尽是黑暗，传统给我的只是绝望和幻灭”。
    刘晓波“旋风”将“积淀”的扬弃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和极点。他把“积淀”与“传统”联系起来，并提出全盘否定传统和倡导走极端的主张，不仅使人对“积淀”的形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而且使人对“积淀”的形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而且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由此而导致的“刘晓波风波”，掀起了一场更为广泛的和深入的文化大讨论。不少人士在这次大讨论中逐渐发现，人文精神和“死主”意识的建立，在我们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也有人认为刘晓波这匹充满野性精神的“黑马”在“真理门前失足”。而实质上，刘晓波只是用“失足”的牺牲换取了特殊的目的——高举“五四”旗帜，光扬鲁迅精神，以醒世人。
    《选择》的有意“偏颇”是无可回避的，其中使用的“非理性”主义这一意义欠确定的术语，在理论上容易致使一些问题纠缠不清，仍致招来困窘。对此，高尔泰在《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的对话中作了必需的解释和修正。他认为“在反传统的突围意义上，作为突围工具，我主张用以感性为主导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的提法来代替非理性与理性相对的提法。感性具有动力性，理性具有结构性，二者统一而又以感性为主导，就可以既保证美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开放性和进取性，又可以避免它的盲目性和内耗性。但……这种与感性相统一的理性，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个理性了”。这里，高尔泰不仅对刘晓波使用“非理性”主义的术语作了新的界说，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理论主张的完善和补充性说明。因为高尔泰在以往的许多文章中，总是强调感性对于理性的超越，很少谈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甚至给人的印象是“弃”之对象很不明确，即好坏难辨，大有将“扬弃”变成单一“否定”之“弃”的嫌疑。至此，高尔泰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新潮通向扬弃“积淀”的道路基本告一段落。
    四、第四阶段：影响——余波
    高尔泰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新潮对“积淀”的扬弃，无疑地给当代中国美学以深刻的影响，并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其中最受影响和冲击的无疑是李泽厚本人。1989年以后，李泽厚在其《美学四讲》、《华夏美学》中不无感慨的叹息道：“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个体、感性和偶然吧。从而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