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意义上，我坚持认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角度看，世俗化与大众消费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世俗大众文化）具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而作为世俗时代文化主流的、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在中国特定的转型时期客观上具有消解政治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当然这不是说大众消费文化对政治文化采取了面对面的、直接的、严肃认真的批判姿态；而是说它在客观上冷落了打破了文化的一元格局，大量的大众消费文化产品覆盖了大众的文化阅读空间，从而使得原先的一元文化的“市场”与“地盘”大大缩小，影响力大大降低。从大众消费文化的本质来看，消遣娱乐对它而言无疑是第一位的，我们不能要求它以精英文化的方式来对抗政治文化或者追求终极意义，否则无异取消了它的存在。更何况在今日，精英文化自身也无法以直接对抗的方式来面对政治文化。当然，对于大众消费文化中文化品味与审美格调低下的问题，应当加以批判，但历史主义地肯定其意义，恐怕是第一位的。推进民主化的政治功能是我评价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最主要的尺度，这个立场与尺度迄今未变。

其他提倡“世俗精神”论者（如王蒙、李泽厚、张颐武、刘心武等）对于世俗化、对大众文化、对人的欲望、对文艺的消遣娱乐性等也采取了肯定的态度，认为世俗精神以及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等都不是“人文精神”的对立面，“人文精神”的对立面是计划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极“左”意识形态。他们的论证具有明显的进步论色彩，有论者指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大众文化与人文精神并不矛盾，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物质生活变化在精神生活中的反映，而且它标志着世俗文化时代的到来。

应该承认，金元浦的文章敏锐地捕捉到了大众文化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媒体在拓展公共空间方面的民主化潜力，以及弱势群体利用这种空间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又开发很不够的研究视角。但是金文存在的问题是：首先，他对于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消极面几乎没有论述，特别是对于大众文化的体制环境（市场与官方的双重语境）注意不够；其次，他关于大众传播扩展公共空间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只适用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中的个别媒体，特别是互联网，而不适用于其他的大众媒体，特别是官方化的媒体（如电视和报纸），同时也忽视了大众文化中许多站在中产阶级立场的那部分（比如《精品购物指南》）；再次，他对于大众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关切的估价也偏于理想化或缺少历史分析（比如认为练歌房提供了文化的个人空间和个性化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