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仅仅由相关学科的一些有效的方法来研讨文艺，也不一定就能引导出一种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方法只是对基本思路清晰、有效之后的一种犒赏，如果思维路径就有了问题，方法就成为障眼的东西了。
四、整体构成方法——文艺与文化的衔接
“文化”是迄今在学术界歧义最多的概念之一，它几乎是与“自然”相对的另一面。凡是未经人染指的方面，或先天地存在的事物属于自然，而自然之外的其他方面可以归入文化。我们可以在此引述几家代表性的文化观。
英国人类文化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由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其他人类能力与习惯组成的综合系统。”[10]这一定义突出强调了文化的认识功能，其中既有民族的、地域的影响因素（如风俗），也包含了人类可以分享的成就（如科学、艺术）。泰勒的定义在今天仍有许多拥护者。
与泰勒将文化视为一种实体的观点不同，符号学家怀特（1900-1975）认为：“文化指的是一个鲜明层次的现象；其中事物与事件赖以我们称之为‘符号’的东西而变得有意义。”[11]这一见解是强调了符号在文化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正是由于符号的发明与运用，才使人有了智力成果的传播和延续，也正是由于符号组构的意义系统，才使得人的文明能够有条不紊地运作。怀特的认识与二十世纪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有着同构关系，它对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有很大影响。
美国社会学家布朗与怀特观点一脉相承，只是他又有新的认识。他的代表作是《社会作为一本书》，[12]其中要点是把社会看成一本书，这本书随时代推移，而由不同人群不断续写、改写和阅读，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的“文化”与“社会”是可以通约的概念。布朗的文化概念有很强隐喻性，不过也还是有学术价值的。把文化比作一本不断改写的书，这对于我们看待文化是有启发性的。同样是城市夏季的夜晚，以前人们是采用纳凉聊天的方式，邻里和朋友是交往的对象；而在电扇、电视进入家庭之后，人们是在自己的家庭客厅或卧室看电视度过夏夜，交往的对象只局限在家人与亲友，并且电视的播映使得人们的交谈成为漫不经心、时断时续的了。这样，夏季闲暇时的消夏是人们生活的常规内容，但是如何消夏则是变化的。另外，不同地域也可能有不同文化方式，中国北方春节是吃饺子，而在南方则是吃汤圆，两者吃的方式都有祈福求安的意思，可以说是“过年”故事的不同版本。
文学作为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当然也就会反映文化的形态和内涵。在文艺阐释中，也就面临着对文化基本性质的把握来理解其中的奥秘、奥妙。譬如，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把握就有助于在整体上看待各自的文艺作品。
西方是基督教的文化，最重要的文化图腾是十字架；而中国的文化图腾之一是体现道家思想的太极图。太极图的中心是一个黑白相间的圆，圆内有两条形似蝌蚪的黑白二色的图形，俗称阴阳鱼。这两种图形代表了中西不同的文化旨向。十字架图形是两条直角相交直线构成，图形的表达是有限的，但在理论上它是可以无限延伸的，由此隐喻着对无限的追逐，它是开拓、外向精神的表征。而太极图是在一个封闭图形——圆周内，图形的有限性是一个先在的规定，图形内的阴阳鱼有一种相互追逐的动感，它是在有限的图形内依靠无限的动感来达到对无限的逼近。由对这一对图形的阐释，我们可以体会中西文艺的不同旨向。
中国古典文艺有一种小中见大、寓多于一，在有限时空限界中见出无限的特质。宗白华先生曾以赞赏的口吻对此作过描述：
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它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复的。唐代诗人王维的名句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韦庄诗云：“去雁数行天际没，孤云一点净中生。”储光羲的诗句云：“落日登高屿，悠然见远山，溪流碧水去，云带清阴还。”以及杜甫的诗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居迟。”都是写出这“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精神意趣。“水流心不竞”是不像欧洲浮士德精神的追求无穷。[13]
中国古典文艺精神是意趣为主，它是在一个物件中见出它种物件，在有限形象中体察关于无限的意义。即以作为永恒的文艺主题的人生苦短来说，唐代诗人张若虚笔下是“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李白笔下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在这里是以月的恒久性来作为了人生短暂的对衬，由物是人非的感触表达了严肃的主题。同样的主题在西方文学就有完全不同的风格来表达。我们可以从t·s·艾略特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原因的《四个四重奏》（1943年）中的一段来作为对比，其间差异是明显的：
一切过去和现在
都曾经是未来，
一切的未来，
都会成为现在和过去。
所有时光皆为永恒之现在，
所有时光亦弃我不可追。
艾略特诗作迥异于中国唐诗那种形象表达，它是以直白的方式来阐明自己的人生意识也有浓烈的“诗味”。在以上的五、六句，既说所有时光都是此刻，又说它是不可追的，这体现出“诡论语言”[14]的特征。在艺术上，它与前引唐诗都是诗中典范，只不过两者美学风格不同。唐诗表达被具体意象包裹，而艾略特诗作是直接用诗人的哲思作为诗作原料，两者都有一种“意”，这种“意”得从中西文化的差异来看待。
文艺阐释是在这种种阐释方法的导引下呈现的。应该说，阐释方法既可以给文艺阅读一种必要的借鉴，同时运用不当也可能对阅读造成干扰。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作者、批评家和普通读者都进行一些阐释方法的说明，这对于文艺的批评具有积极的意义。
注释：
[1] 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4
[2] 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3] 转引自k·克拉克和m·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49页。
[4] 《孟子·告子（下）》。
[5] 《论语·阳货》。
[6] 孔颖达《经解篇·正义》。
[7] 朱熹《答陈体仁》，见《朱子语类》卷三十七。
[8]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
[9] 西奥多·罗斯托克《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第96~97页。
[10] e·b·tylor：primitive culture《文化原理》，new york herry holt，1888，p.1
[11] 转引自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john b·thompson：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p.131。
[12] richard carvey brown：society as tex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3] 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见《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5页。
[14] 克·布鲁克斯《诡论语言》，见《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