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有余了。他给我们留下了两份遗产：一是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一是字里行间所透出的学术品格。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两份遗产的宝贵价值越来越清晰地显露了出来。
    今天，尤其值得我们一谈的，是他的学术品格。
    朱光潜的学术品格，实则就是他的生命品格，因为他的一生便是学者的一生，他的生命完完全全浸注到他的学术生涯中了。朱光潜之走上学术道路，似乎是冥冥之中安排好了的，但是一经摇起了手中的笔，他便意识到它的份量。翻翻他早年写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便可知道，他对学术之于青年、之于民族的意义是异常清醒的。40年代，他为呼吁学术的振兴写了一篇文章，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学术研究是国家命脉所系”，“一个国家如果在学术文化方面落后，在其它方面也就不能不落后”，因此，“打长远计，中国的救星也恐怕还在学者们”①。也许这里透着几分自负，不过那种对学术的执著和热忱却清晰可见。朱光潜在坎坷不平、艰难险峻的学术道路上，一步一步走了六十多年，直到临终前仍不甘心停下来歇歇脚，就正是怀着这种执著和热忱。
    当朱光潜踏进英国爱丁堡大学时，他已为自己的一生作了选择，学术从此成了他“安身立命之地”。他此时需要的只有“宗教家”们的精神和“科学家”们的头脑。他一头钻进浩瀚的古典文学中，尤其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执意要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而为了这个目的，不得不去触及当时尚十分陌生的哲学和美学。他从众多的前辈中终于寻到了心目中的偶象——克罗齐(Croce)，于是，成了克罗齐的“忠实信徒”。他发现克罗齐的直觉说很有道理：人在审美活动中很难区分物与我，它们通通消融在直觉中。直觉就是美，也就是美感，也就是表现，也就是艺术。不是吗?——在直觉中，我的思想，情趣自然地流露了，而艺术也就诞生了；很难想象直觉之外的艺术。朱光潜很容易地把直觉说与中国传统美学中所谓的妙悟、神韵、意境等联系起来。但是，他不能忘记另一个曾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心中偶象——尼采(Nietzsche)。尼采所倡说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是那样深刻地震撼过他。尼采证明，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是人生的两种基本的心理经验，前者是一种类似酩酊大醉的精神状态，后者是一种安祥和谐的精神状态，艺术就产生于这两种精神的结合。显然，这又为理解艺术洞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如何才能将克罗齐与尼采两家的学说统一起来呢？这是刚刚踏进学界的朱光潜为自己提出的一个课题，一个很难的课题。当然，他为解决这一课题付出了大部分青春时光。正像我们从《悲剧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中看到的，他意识到克罗齐的直觉说主要揭示了审美活动的感性层面，而尼采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学说则较多地触及到理性层面，即道德精神的层面，于是他把直觉说当作逻辑的起点，把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说当作逻辑的终向，然后把布洛(Edward Bullough)的心理距离(psychical distance)说，闵斯特堡(M nsterberg)的孤立绝缘说，谷鲁斯(Karl Groos)的内模仿(inner nachahmung)说，立普斯(Theodor Lipps)的移情(Einf hlung)说以及英国经验派的联想说等等作为前后相接相续的逻辑环节放在它们中间，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在结构上甚是严整的理论框架。这样，不仅把形式主义美学的各个支派联缀在了一起，且把黑格尔(Hegel)、托尔斯泰(Ллев Толстой)等道德主义美学也包容了进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消解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感性与理性、形式与道德精神的对立。同时还有一层，为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契机。
    朱光潜初试锋芒便在学术上取得如此重要的收获，这既得益于他的学术精神，也得益于他的治学方法。他把他采用的方法称作“综合”、“折衷”。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这种方法是谨慎的，也是富于创造性的。他曾说过：“学与问相连，所以学问不只是记忆而必是思想，不只是因袭而必是创造。”②所谓“综合”与“折衷”便是记忆与思想、因袭与创造的统一。他相信，“每种学问都有长久的历史，其中每一个问题都曾经许多人思虑过、讨论过，提出过种种不同的解答”，需要人们去弄个明白并承继下来，同时，所有思虑过、讨论过，乃至被“认为透懂的几乎没有一件不成为问题”，需要人们去清理和进一步解决，“疑问无穷，发见无穷，兴趣也就无穷。学问之难在此，学问之乐也就在此”③。“综合”、“折衷”，实际上便是将前人成果集中起来进行分析、比较和重新阐释的过程。
    朱光潜把自己置放在了学术的前沿。他的精神和方法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他所面对的是西方最有权威的一批学者，其中特别是一直为他景仰的康德之后形式主义最大代表克罗齐。朱光潜没有放弃直觉说，而是仅仅把直觉说当作全部美学的逻辑起点，这就等于说，艺术虽植根于直觉，并不就是直觉，艺术还包容了由“心理距离”所引发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以及由联想所触动的各种复杂的道德观念；同时，艺术还有一个借助语言、文字、色彩、线条、形体、声音等媒介传达出去的问题。而这种主张是克罗齐所坚决反对的。当然，朱光潜意识到依他的学术地位尚不足以与克罗齐抗衡，但他毫不气馁，毅然在已写完的《文艺心理学》中补进了一章，亮明旗帜，专门批评克罗齐。而且并不就此而止，为了彻底认识和批评克罗齐，于40年代还亲自翻译了他的《美学》中属于原理的部分，深入考察了他的全部学说，并写了长达六万字的批评文字；50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又从认识论角度深深触动了克罗齐学说的哲学根基。
    但是，对于一个从克罗齐阴影中长大的人，一个曾“恭顺地跟着克罗齐走”的人，对克罗齐的批判同时就是对自己的批判。这时，朱光潜的心情有如永远“告别”一个“多年老友”那样的彷徨与失落，他跨越了克罗齐这座高山，却发现克罗齐背后只是一片沙滩、一处旋涡，原先，即便是幻觉，至少脚下还是坚实的，而现在竟感到突然悬在了空中，没有了落脚之地。他精心建构的美学框架由于没有一定哲学体系的支撑，显得像是风中之烛，那样渺茫和脆弱。
    朱光潜之结识马克思主义，就学术角度讲，是有其必然性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于他完全是新的问题，他不得不像“初级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但是，他有充分的自信，他相信他“性格中的一些优点，勤奋、虚心、遇事不悲观”，可以作为他“新生的萌芽”④。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甚至在几近花甲的年纪，跟随一位白俄罗斯籍家庭教师学会了俄语。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门学术、一种理论体系，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像学习克罗齐主义那么得心应手，这一点，朱光潜一开始入门就感觉到了。他知道横亘在他面前的主要障碍不是他曾经是个克罗齐主义者，而是世界观上的“个人自由主义”，是“脱离实际的见解偏狭”和“意志不坚定”⑤。1956年，朱光潜写了一篇自我检讨的文字《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可以看出这是经过认真思索了的、是真诚和严肃的，他确实期望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他的学术，也为他的人生打开一条新路。
    随之出现的锋芒指向他的美学大讨论，是他不曾预料到的，但是却给了他一个极好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大讨论实际上就是两方，一方是他，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一方是蔡仪，以及黄药眠和后来介入的李泽厚等，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蔡仪于40年代便写过批判朱光潜的文章，朱光潜对他是了解的。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朱光潜曾流露过对蔡仪所持的所谓反映论美学的不满。这一次，以蔡仪为首对朱光潜展开的批判，其理论出发点正是这个反映论美学。这就促使他不得不深入研读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