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对基本和普遍之问题的研究。下面，为大家分享外国哲学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定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与马克思的关系往往能够最为有力地彰显马克思在现当代西方哲学思想中的活力和作用，也能够给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有益的启示。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德里达。德里达在回应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时创造出“马克思的幽灵”这样一个概念性人物，借以彰显自己对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的继承。而较之德里达，德勒兹与马克思的关系可能更为引人入胜。实际上，德勒兹与马克思的关系也直接影响了德里达。就德勒兹的思想谱系而言，考察他与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尼采、柏格森，甚至是与福柯之间的关系是较为方便的，德勒兹本人就有直接解读他们的着作。但是当论及马克思之于德勒兹，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就文本说，德勒兹较少直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就德勒兹的理论实践看，尽管他从来没有加入过法国共产党，但是德勒兹终其一生都没有否定过马克思，他始终赞扬马克思，即便是在68革命失败之后---在Jean-MarieBenoist于1970年出版《马克思已经死亡了》之时，德勒兹也公开倡导“我们应该回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1].德勒兹晚期曾明确地说，“我认为瓜塔里和我，我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1].并且在德勒兹即将离世之前，他准备写一本题为《马克思的伟大》的书，谈谈对马克思“对这个时代的激愤”以及他不断挑战的勇气[1].以至于詹姆逊认为，“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杰出思想家中，德勒兹是在自己的哲学中赋予马克思至关重要地位的唯一一位，他后期的着述里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和马克思思想的碰撞。”[2]

　　但是德勒兹并非一味教条化地赞同马克思，尤其是不赞同当时法国的左派马克思主义。在68革命失败之后，德勒兹很少直接参与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刻意保持一种边缘状态。针对当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偏离，德勒兹(和加塔利)也曾明确表示，他们的问题从来不是要回到马克思，而是要遗忘，包括遗忘马克思，将他淹没到细小的碎片之中[1].由此，彰显出德勒兹和马克思关系的复杂：马克思的幽灵始终萦绕着德勒兹，但德勒兹又着意与之保持差异。我们的问题是，就德勒兹的思想体系而言，究竟该如何理解这既回到又遗忘的矛盾的说法，或者说，德勒兹是如何继承马克思的呢?

　　一、“回到”与“遗忘”

　　德勒兹一方面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另一方面又提出要“遗忘”马克思。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马克思，“回到”和“遗忘”虽然是德勒兹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但并非是态度的转变，并非是对立性的非此即彼的“回到”还是“遗忘”的问题，而是既“回到”又“遗忘”的辩证性的问题。实际上这种看似矛盾的两种态度始终胶着地或者说思辨地体现在德勒兹之于马克思的态度中。我们认为，对于理解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问题不在于强调“回到”和“遗忘”之间的分裂，而是要凸显“回到”和“遗忘”间的张力，要弄清楚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德勒兹，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继承了马克思。

　　按照伊莎贝拉·伽霍尔的解释：“对马克思的怀念与对马克思的‘遗忘’发生了冲突，但这种冲突却并无矛盾。这种遗忘所逃避的是一个名称和某些概念：即从对一般性概念的讨论中退出，从对劳动的政治-理论的界定中退出，同时却仍保持着马克思自身的精神。”[1]

　　这不禁让人想到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说的，“……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3]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勒兹和德里达对于马克思的态度有着惊人的相似。遗忘掉那些已经被“教条化”的所谓思想，遗忘掉那些已经与时代不符的种种教条化、公式化的判断，但是要切近马克思的那种批判一切进而改变现实的“激愤”和力量。无论对于德里达还是德勒兹都是这样：不能没有马克思那种生命不已批判不已的精神。事实上，马克思始终作为德勒兹隐而不显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背景。统观德勒兹的思想脉络，他试图把马克思作为隐而不显的要素，把诸如“生产”、“历史”还有“劳动”等概念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和柏格森的“绵延”、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等思想，重新揉在一起，生成新的思想，就像“面包师”一样。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德勒兹的“差异本体论”、“精神分裂分析”、“欲望生产理论”以及他的政治哲学意味上的“游牧学”.引用伊莎贝拉·伽霍尔的说法，“德勒兹与马克思的关系或可概括为，拥有共同‘经典’主题，但却在如何装点这一主题上分道扬镳。”[1]

　　“经典”的主题就是批判资本主义，这一点毋庸置疑。到今天马克思已经故去131年(以作者投稿时间计算)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远远没有走出他所批判的视野。可以说，但凡存在着剥削、压迫、人强加于人的屈辱，我们就需要马克思的幽灵---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德勒兹甚至有着比马克思还要强烈的“激愤”,但是他又总是呈现出某种置身事外的姿态：德勒兹总是保持着与这个时代之间的距离。或许正如那场“玫瑰革命”一样，表达的都是些愤世嫉俗的不满，过度的情绪化反而消解了所谓革命自身的力量。德勒兹本人的哲学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太多的政治隐喻，太多的文学色彩和诗化的文风不但使他的思想奇谲晦涩，也使得他的思想多元化、分流化甚至碎片化，以致难以把捉。对于德勒兹来说，革命总是某种意义上的革新，但这种革新却总是以捕获和重新编码结束，德勒兹更倾向于解码，倾向于解放的“流”.不过德勒兹激愤的情感希冀的却是一种温和的变革。这或许是因为德勒兹对于资本主义的新理解以及他对于革命自身的悲观态度。在德勒兹看来，资本主义的各种“流”一定意义上释放了“欲望”的生产，但是强势的资本逻辑敉平了欲望的自身差异性重又捕获“欲望”,从而将“欲望-生产”异化为“生产-欲望”,最终“生产-欲望”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公理”.德勒兹担心对资本主义的对抗最终会被资本的逻辑重新捕获，因而与直接地暴力对抗不同，他试图另辟蹊径，他选择了一种通过创造概念介入现实进而改变现实的进路。它们已经完全被金钱所腐蚀，这并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必然的结果。……重要的也许是创造一些非信息传播的细胞质液泡，一些断路器，以便避开控制。”[4]

　　此处，“创造一些非信息传播的细胞质液泡”,德勒兹意指创造新的概念，他把创造概念视为哲学介入世界进而改变世界的方式。这也是在他和加塔利合着的最后一本着作《什么是哲学?》中所着力阐发的主题，“哲学就是创造概念”.而“创造概念”意味着人的全新的自我觉解和自我生成。德勒兹力图把对抗资本主义的战场从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空间转移到“人心惟危”的“褶皱”空间。“褶皱”是德勒兹创造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德勒兹那里，“褶皱”是不能被同一性逻辑甚至是思辨的方法“扬弃”掉的无限场域，在这里，“我”与“他者”产生共振，思想的内部与外部产生共振，由此生成的偶然性的“差异”从必然性的逻辑之网中突围、逃逸出来，因而获得既成的合法性。在这样的意义上，德勒兹完成了对传统“主体”的消解，令他的主体“无器官身体”一开始就具有“去自我化”的倾向，通过思想的绝对速度使“自我”与“他者”区分的界线消弭。

　　德勒兹试图在最微观的单子层面改变人心所向，进而令已然具有确定性的变化了的观念像“根茎”一样扩散开来，扎根、生长。

　　综上所述，或许“回到”和“遗忘”这样冲突性的表述已经折射出德勒兹和马克思之间复杂的姻亲或者说生成性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德勒兹概念的体系或者说高原群使他能够在一种本体论的层面上思考问题，令他的思想富有生产性、冲击性的力量，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说，他更多的是在隐喻的水平上来使用它，这反而消解掉了或者说弱化了直接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

　　因此，德勒兹的思想虽然更具有解释力但其思想切入现实的“力”远远不及马克思的“实质伦理学”那样有“力”,而后者带来的往往是更为直接地、切实地改变世界的力量。

　　下面我们就他们较为重要的思想内容进一步着重考察一下马克思和德勒兹之间的差异，这差异或许一方面能让我们更好地梳理德勒兹和马克思更为深层的生成关系，另一方面也能够彰显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思想活力，从而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描述现实以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带来有益的启示。

　　二、“无产者”与“游牧民”

　　要厘清德勒兹和马克思的内在生成关系，我们不妨借助德勒兹的方法，即我们要先“生成”德勒兹，然后以德勒兹的感知方式、理解方式和概念方式来解读马克思。那么，我们首先来勾勒一下马克思的“概念性人物”.因为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概念性人物是哲学家的‘异语同义词',而哲学家的名字不过是其概念性人物的化名而已。……概念性人物是哲学的表述行为的真正施行者。”[5]

　　根椐这种“异语同义词”的说法，无论是就文本还是就实际的革命实践说，马克思的概念性人物毫无疑问应该是“无产者”.而作为一个第三人称，“无产者”或许是最为特殊的概念性人物。这是一个总体性的作为单数的复数形象：它本身是由独立的作为单数的无产者组成，但是共同的理想和政治目标则使得这个团体以凝聚性的“集体”的单数形象---无产阶级出现。这样的一个概念性人物，作为马克思哲学的表述行为的真正施行者或者说实践者，更为深层的特殊性在于：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性人物，“他”(她)不再停留在抽象的书斋式的论证里或者哲学体系的“睡帽里”,在某种意义上“他”(她)无疑代表着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但是在现实中真切笃实地把这种精神实现---外化出来，并且绝不故步自封于某种既成的体系或者权力。如果说马克思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那么这当然是因为“无产者”这一概念性人物第一次真正具有了把理论变为现实的力量。这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个着名的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6]57甚至在更早些的时候，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提出口号，“让哲学成为世界的哲学，让世界成为哲学的世界。”

　　[6]121改变世界的并不是纯粹的理论，而是作为概念性人物的“无产者”,“无产者”蕴含并释放概念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