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基于对马克思的继承还是回应，与“无产者”这样的概念性人物相对待的，在德勒兹(和加塔利)那里是“游牧民”.游牧民源自于诺摩斯(nomos)这一概念，与逻各斯相对立。早在《差异与重复》中，德勒兹就已经从诺摩斯和逻各斯(logos)之间的对立中开始了一种游牧分配的定义，力图打破逻各斯的体系化和僵化的倾向。而在《千高原》中诺摩斯被进一步阐发。“诺摩斯”是“游牧”排列要素的方式，说到底，是对人、思想或空间本身的配置方式。与逻各斯相对，这种方式不依赖于一个组织或持久的结构，它表明某些要素的一种自由分配，而不是这些要素的结构化的组织。“这个希腊词诺摩斯一般被译成法则(law)。……德勒兹用作为分配的诺摩斯来反对另一个希腊词逻各斯。”[7]

　　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游牧民”是在历史中相对于城邦结构而出现的另一个传统。而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游牧”代表着与同一性的逻各斯不同的根茎主义。需要指出的是，“游牧民”不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描述和再现，而是一种方向、一种可能。由于公理化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捕获装置，游牧民首先得生成自身然后才能进行对资本主义的抗拒、对抗，因而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游牧民是属于未来的民族。

　　所以，同为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德勒兹的“游牧民”迥异于马克思的“无产者”.“无产者”是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具体存在着的与“资产者”相对立的现实的革命力量。“无产者”变革现实世界的方式就是主动而直接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6]272伴随“无产者”这一概念形象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内在性平面。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作为一种不断克服其自身局限(比如说经济危机)的内在体系。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会相应地加大，最终资本主义无法再容纳这一矛盾，从而导致自身最终的灭亡。根椐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经济决定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