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以改变世界为使命的哲学。它的这一特点也是由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发展水平决定的。19世纪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世纪,适应这种需要,自然科学也日益被应用到改造自然界上来,接下来是带来的哲学改变世界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马克思的这段名言不仅揭示了新旧哲学在功能上的本质差别,而且给哲学功能的新发展———控制世界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总的来说哲学是处在解释世界阶段的,即为解释世界的哲学。其中,既包括对世界“是什么”问题的解释,也包括对世界“怎么样”问题的解释。其早期形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建立的各种哲学学说,而其最后的形式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这种解释世界哲学的特点是:第一,把世界看成一个由各种事物构成的有机整体,并企图揭示这一整体的形成过程及其内部联系。第二,它往往“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2]这种情况主要是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有关的:恩格斯指出,科学研究“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3],而“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4],但直至18世纪末以前,它又只处在搜集材料阶段,因而不能形成门类相对齐全的知识体系。这样一来就使得哲学家们在解释世界时不能不依赖于整体直观和一定程度的“幻想”了。后来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进到整理材料阶段,从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即形成对自然界各个领域的系统解释,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在40年代被创立出来,只是到这时,哲学才有可能真正科学地解释世界。可是这样一来,旧哲学的历史使命也随之完结了,代之而起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以改变世界为使命的哲学。它的这一特点也是由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发展水平决定的。19世纪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世纪,适应这种需要,自然科学也日益被应用到改造自然界上来,同时,刚刚诞生的唯物史观也越来越在改变社会方面显示出威力。于是,作为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结晶的哲学上也就开始由第一阶段的解释世界走进第二阶段的改变世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适应这一时代需要而诞生的,因而是这一改变世界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当然,在整个19世纪,哲学在改造自然界方面的指导作用尚未发挥出来,但在改造社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或指导下所发生的轰轰烈烈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到了20世纪,哲学的这一功能表现的更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光辉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我们中国也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造自然界方面也日益发挥出重要的指导作用。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充分发挥改变世界功能的同时,也并没有拒绝解释世界的使命,但它对世界的解释却与旧哲学根本不同:它不仅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而且是辩证的;它还认为,这种对世界的解释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改变世界的手段。正如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他还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深刻概括和说明。

　　然而,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发现只是一味地改变世界也是不行的。在改变自然界方面,遇到了环境污染问题:本来人类改变自然界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可是由于行为过度所招致的环境恶化却反而使人受到了生存威胁;而在改造社会方面,则发生了漠视人性、忽视人的物质需要等问题:本来人类改造社会是为了使自己获得越来越多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和自由,但由于措施失当,却导致了人性广被压制、贫穷现象大量发生,以至违背了革命的初衷。于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就不得不思考控制自己行为的问题了:一要控制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二要控制对人类社会的过度变革,提倡有限制的自由,否则,就会继续适得其反。社会实践的这种变化也迫使哲学家们不得不进行一番思考:只是一味强调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已经不够了,而应增加其控制世界的功能,否则,人类就难以保证自己正常地生存和发展。现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哲学家正在增多,可以预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哲学的控制世界的功能必将会很快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而被开发出来。

　　然而,就现有的哲学体系而言,它是难以担负起这一使命的,哲学要实现控制世界的功能,必须在现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下述原理:

　　一是目的性原理。

　　目的性本来就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范畴,但由于过去缺少对它的科学定义,因而始终未能成为哲学关注的重点对象。现代控制论是把目的性作为第一原理的。它认为,所谓目的性指的是,施控系统能够在环境影响下使受控系统保持或趋向于某种有利于自身状态的性质。在这里,如果把施控系统换成“主体”,而把受控系统换成“客体”,则其就成为一个哲学上的目的性范畴的定义了。由此可见,目的性并不是一个纯粹主观的范畴,而是一个以客观世界的运动状态为基础的范畴。目的的形成首先需要人们全面了解客体的运动状态,然后在其中选择一种状态作为控制目标。所以控制论学界普遍认为控制过程的实质是选择,而不是创造,而改变世界的本质恰恰是创造。当然,哲学史上的“神创论”是错误的,亚里士多德对目的性的解释则是神秘主义的,应加以厘清。而人类控制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选择(包括对改变世界方式的选择)一种客观状态,以利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二是稳定性原理。

　　实践表明,由于存在内部或外部的干扰,一个受控系统的运动状态往往会偏离控制目标,这种情况在控制论中叫振荡。振荡有多种形式,对此控制论给出了详细分析。由于振荡容易导致失去既定目标(失控),因而必须加以限制,使其振荡值不超过目标值,而这一过程就是保持稳定的过程。事实说明,离开稳定的控制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同控制过程的稳定速度和程度并不相同:人们对稳定性的要求一般都趋向于快些和程度高些。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和措施,要达到绝对稳定控制是不可能的,因而稳定只能是相对稳定。稳定性原理是控制论中的一个核心原理,它也应成为哲学上控制世界理论的核心范畴。

　　三是最优化原理。

　　人类要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有多种方法和途径,但其中必有一个方法和途径是最优的,把握这一最优方法和途径,不仅可以稳定地达到控制目标,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控制效率。因而此种控制方法被称为最优控制方法。控制论中关于实施最优控制的方法很多,诸如古典变分法、状态空间法、以及动态规则法等。在哲学上则可以主要从事物要素的筛选、结构的调整、以及环境选择和创造等方面采取措施。最优化不仅是人类控制世界的基本要求,而且是人类改变世界的基本要求。可惜我们以往大都只关注最终结果的成功,而不注意整个实践过程的优化,即缺少优化意识。把最优化范畴引入哲学体系有助于我们克服这一缺陷。

　　除此之外,控制论中所揭示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控制机制还有很多,例如反馈原理、黑箱原理等等。哲学工作者应当对这些具体控制机制进行研究和概括,并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以丰富现有哲学理论体系的内容,甚至可以根据这些原理的要求对现有哲学体系进行控制论的改造,以使其更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认识并实现哲学的控制功能对于强化其他两个功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可以更有效地保证人们确立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正确目的,因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然而以往的哲学理论并没有给出确定目的的有效方法,而哲学控制论则可以提供这一方法。其次,它有利于人们取得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成功结果,因为它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诸多机制。第三,它可以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效率,因为它为此提供了最优化选择。当然,哲学的控制论功能是不能脱离其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功能的,尤其不能代替这两大功能。这是因为,没有认识功能就谈不到确定控制实践的目标,而不改变对象的存在条件,要成功地控制对象也是不可能的。总之,现代哲学应该是认识世界、改变世界和控制世界三大功能的统一的哲学,人类也只有这样去认识和对待哲学,才能使哲学真正发挥其有利于人类的历史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要顺利完成这一历史时期的使命,一方面需要以人为本,给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尽可能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又要对人的各方面活动进行有效的控制,特别要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控制,以保证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体现着这种控制作用的发展观,必须坚决贯彻。历史将表明,只要我们的哲学研究不脱离社会的发展需要,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则它是绝不会被边缘化的,是一定会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指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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