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的判断，简而言之就是“中国不存在纯粹思辨的哲学”，这是由他的判断标准决定的。但是中国历史上对于哲学有着自己的判别标准，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哲学”的概念有“道术”，《庄子天下》中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无乎不在。”“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另外还有“显学”“玄学”“义理之学”“理学”“通几”，在近代，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之方法之学问。”对于“哲学”这个名称，梁启超曾认为“哲学”不如“道术学”好。对于中国哲学的特点，张岱年先生曾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而追溯中国哲学的产生条件之一，就是由神学的宇宙观到自然的宇宙观的转化，这表现在《易经》和《洪范》中;另一个重要的转化是由“敬天”到“民本”思想的转化，这体现在统治者已经有了忧患意识，这在《易经》中多有体现，如九三爻辞中“君子常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总的来说，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上。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哲学重在修己达圣，西方重在求真。在中国哲学里，人处在中心位置，“万物皆备于我”，倡导天人合一，而西方哲学体系中对于人的地位远没有中国高，甚至认为人都是“罪人”。东西方都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各有特色，各有所长，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一概否定。

　　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评价中的积极因素

　　黑格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历来受到国人的批判和反对，试想如果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大国被指没有哲学，确实有伤民族自尊心，但对于不公正批评不能一味地反驳，除了思考原因之外还应该深层次的挖掘，看里面是否有可以为我所用的启示。

　　上述已经提到黑格尔批评孔子主要是因为他的哲学太过具体，没有思辨，不够纯粹，换句话说，与政治联系太过紧密。黑格尔对于哲学和哲学史的起始条件认为：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儒家为例，启蒙于商周文化的儒家思想从诞生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儒学并不是以一个单纯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学术面貌出现和显示功能的” ②，特别是著名的董仲舒改造儒学罢黜百家后，作为官方哲学，儒学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一方面为统治者制造“统治有理说”，一方面对于控制人民思想，维持统治秩序。依靠政治的力量通过损益适应政治需要，对于儒学保持活力有积极作用，但同时对于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可小视的，所以有学者认为真正的思想繁荣阶段是先秦阶段，因为这一时期政治上分崩离析，思想的自由才会有那么多的各具特色的学派和学术思想的出现，但是一旦学术思想危及统治就会遭到抵制，这就提示我们思想的独立自由是哲学繁荣发展的前提。

　　另外，黑格尔对于非欧洲哲学路线的哲学体系的不重视，也提醒我们在对待其他哲学体系时应该持有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西方文化中心论明显的片面性和非科学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中西方文化和哲学事实上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相对于西方哲学重逻辑，以精确性见长的特点，中国哲学则重整体把握，重系统。从纯哲学的角度批判中国哲学是没有历史、文化和科学的基础的，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不是中国化但也不一定是西方化，所以兼中西之所长、通古今之变，才是对待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

　　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审视，那就是由于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这种误判，有人就提出了“中国没有哲学”说法，足见黑格尔在哲学领域的影响力。的确，黑格尔蔑视东方哲学，认为“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的”，但他从来没说过“中国没有哲学”这样的话，而且承认中国至少存在道德哲学。(作者单位：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4页。

　　②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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