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影响下的语言研究传统

　　“哲学”（philosophy）一词源自希腊语“philosophia”（loveofknowledge,wisdom：philo-“loving”+sophia-“knowledge,wisdom”），指“对知识和智慧的爱好”。在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与逻辑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都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七艺”①密不可分。古希腊形了两种语言研究的传统，一种以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和柏拉图为代表，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这两种研究传统的某些观点在语言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时分时合，常常交织在一起，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在不同学派当中，加之借鉴自然科学的各种实证主义方法，便构成了多元的语言研究方法论。同样，从不同哲学角度对语言本质的思考也产生了体现语言不同性质的各种语言观。

　　二、哲学发展的转向与多元化的语言观

　　西方哲学的发展由于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而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特点，即（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20世纪）语言哲学②。而在不同哲学背景下也产生了不同的语言观。

　　（一）本体论与本体语言观

　　作为古代哲学经典的希腊哲学思想是朴素的，因为还没有注意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这种对立还不是它所考察的对象。在希腊哲学里，通过思维作哲学论证、思考和推理，但是在这种思考和推理中，却有一个不自觉的假定，认为思维也是存在的，因此便假定了思维与存在不是分离的。古代哲学只认识现象，一切都是包括在现象之内的，背后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所认知，但是不能以理智的、认识的方式认知的存在物。与这种本体论相应的语言观主要是体现语言本体性的工具观和符号观。

　　最早的语言工具观产生于古希腊。在探索意识与世界的希腊哲人眼中，语言是思维工具，语言分析、哲学思辨、逻辑规则交织在一起。在古罗马，拉丁传统语法（即文法）一直被作为读写和口头交际的工具，始终处于中世纪的“七艺”之首。中国古代也有工具观的描述，荀子在《正名篇》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也就是说名称本没有对错之分，统治者以命令来确定它，老百姓形成习惯了就是对的，不合规约就是不对的；《说文·叙》阐述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可见在当时，语言文字被看作是解经—求道—统治的工具。最早持语言符号观的斯多葛学派③把语言作为客体，改变了语言只是一种工具的看法，把语言与建筑、绘画、雕刻、美术、舞蹈、音乐等其它一些作为客体的符号系统平行起来。

　　[1]斯多葛学派区分了形式和意义、能指和所指。[2]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则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符号系统观，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把语言作为结构形式，构成语言系统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所结合的两面实体（entity）而不是抽象事物，语言具有任意性和线条性；语言的形式是实体之间的关系；语言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语言的本质是体现价值和由价值规定的形式体系，价值是具体实体或者现实单位在语言系统中体现出来的相互关系或所处地位。[3]英国语音学家琼斯，哥本哈根语言学派的代表人、丹麦语符学（glossemantics）奠基人叶尔姆斯莱夫等，大致都是持这种观点的。

　　语言主体——人的存在使符号系统观的理论在很多方面不够完备。首先，主体可以有语言形式的思维，但并不一定使用声音或文字的结构形式或符号系统，这种内部语言是抽象事物而不是实体。其次，持符号观的学者认为语言任意性有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之分：不同语言的存在证明前者；而把派生词、复合词解释为后发展起来的语言而具有可论证性，属于后者；只有拟声词不是任意性的，但数量极少。然而对语言临摹性（iconicity）④、同构（isomorphism）⑤等非任意性的研究表明语言与人类认知和思维之间有客观的理据性，这种理据性是由语言主体的主观性所产生的。

　　（二）认识论与主体语言观

　　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特征是意识到思维与存在是一个综合：一方面有着一定的对立，一方面有着双方本质上的结合，即统一。认识论阶段既肯定了思维、主观性与存在、客观性之间的对立，又肯定了的思维、主观性与真理（通过思维所形成的认识）、客观性的统一，这样就形成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与这种认识论相应的主要有功能观、行为观和能力观等体现语言主体性的人本主义语言观。

　　与索绪尔同时代的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帕森（OttoJespersen,1860-1943）指出，语言不像动物一样有独立的存在，语言不是有机体，“语言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功能”，“语言不是实体，不是成品，而是一种行为”，[4]所以语言是和人联系着的，是人的一种属性。基于对语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功能观和行为观以不同方式把语言主体纳入到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通过语义这一主体的尺度去考察形式，以一定意义的形式单位来切分语言，以语义关系或言语行为结果来衡量形式单位，以功能或行为来确定价值。功能语言观认为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以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伊为代表的布拉格音位学派、以马林诺夫斯基、弗斯、韩礼德为代表的伦敦学派、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都是持功能观的主要学派或学者；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和以塞尔、奥斯汀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是行为观的主要代表。以乔姆斯基为奠基人的转换生成学派是能力观的代表，他认为儿童在语言上显示出的“创造性”是经验主义的“白板说”和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都解释不通的，因而提出“语言能力”（languagecompetence）和“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acquisitiondevice）；把“深层（语义）结构”通过一套“转换规则”转化为“表层（句法）结构”；⑥并提出了一套生成音位学的基本理论和规则。

　　（三）哲学语言转向的困境与“语言世界观”的坦途

　　认识论哲学不仅以认识的本质、起源等问题为其中心问题，而且试图在人的认识和意识活动的基础上重建本体论，即建立一种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因而又再现了古代本体论形而上学所遇到的同样的内在矛盾：认识的本质以及在认识论框架中的世界的本原究竟是经验，还是理念？是理性的观念，还是非理性的直觉或意志？哲学家们在说明认识和意识的本质以及人所认识到的世界时，已受到他们自己的表述角度和表述方式的制约，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维的界限”。如果哲学不首先搞清楚语言的本质、意义和理解等问题，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都是无法解答的。因此，西方各派哲学纷纷转向语言哲学，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意义和理解以及语言行为等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中心。哲学家们甚至试图将语言本体化，以便在语言哲学的框架内恢复传统的本体论问题。例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实现了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宣布“语言是存在之家”，“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德里达的名言“本文之外无他物”概括了结构主义的原则；列维·施特劳斯则说“语言构成了全部文化现象和全部社会生活形式的原型”。哲学界对于这一语言转向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有人对这一进程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表示怀疑；而另一些人对此明确持否定态度，认为“语言的转向”与其说是哲学中的一场革命，不如说是哲学的蜕化与堕落，因为它使当代哲学变成沉醉于咬文嚼字、琐屑争论的新经院哲学。

　　对于哲学的这一语言转向是进步还是堕落姑且不论，但有三点是明确的：（1）文本的解读是传统语文学的工作，本体语言研究只是现代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之一；（2）仅把语言本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只是结构主义的某些流派，并不代表语言学界多元化的语言观和语言研究视野；

　　（3）语言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类认识的发展。事实上早在1820年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洪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就在《依照语言发展的不同时期论语言的比较研究》中起草了他所设想的语言哲学体系的纲要。但他的观点被淹没在十九世纪居统治地位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和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中，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德国以魏斯格贝尔（L.Weisgerber）为代表的“新洪堡特学派”的活跃，其思想才开始为当代语言学研究者所瞩目。

　　洪堡特在其巨著《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中附有一篇长达300多页的绪论，题为《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是洪堡特语言理论的代表作，有关语言创造性特征的论述是其语言理论的精髓。他认为语言绝不是一个实体或已完成的事物，而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人不断用声音来表达思想的活动。对于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民族的最大特征，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同时它又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所以，研究语言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应该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任何语言都具有接受一切事物并且将其付之于表达的灵活性，但无论怎样都不会对人的认知活动形成绝对的制约。语言是人类本质的组成部分，其萌发是由于人类的内在需要，而不是仅仅产生于维持外部交际的需要。洪堡特细致地考察了许多语言，认为世界上的语言有比较完善和不太完善的区别，但没有优劣之分。

　　洪堡特的语言观通常被概括为“语言世界观”⑦或“文化载体观”，其影响不仅限于他所创立的语言类型学以及新洪堡特学派，以萨丕尔（EdwardSapir）和沃尔夫（B.L.Whorf）为代表的人类语言学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的观点，他提出的“语言能力”则在生成语言学的理论中得到发展，洪堡特的观点还影响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我国的文化语言学等学科，但他的语言哲学观点却未引起哲学界的注意。⑧萨丕尔在其代表作《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中把语言的特点和本质归纳为：“言语是一种人类活动，这种人类活动在由一个社会群体传给另一个社会群体的过程中产生了无限的差异，因为它纯粹是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持续不断的社会使用的产物。其差异如所有创造性的成果存在差异一样，或许不是刻意而为的，但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艺术的确存在很大差异。??言语是一种非本能的、习得的、‘文化的’功能”。[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