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观察都可以置身其外，以之为观察对象，唯独对语言不能如此；人类对任何工具的使用都可以将工具与操作者分开，将工具与操作对象分开，唯独语言这种工具与人类一体、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实践一体。从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一种人的尺度，人的主观行为；而从语言制约人对世界认知的角度说，语言是一种物的尺度，具有客观性。人用自己创造语言的主观行动将自己置于语言的客观支配之下，语言世界观体现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哲学的语言转向，则应该是认识论发展的必然，只是众多的哲学流派转向了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和语言观，而造成某些哲学流派片面地追逐文本。

　　“语言世界观”或“文化载体观”这种语言观也适用于聋哑人，尽管他们没有普通人的有声语言交际（verbalcommunication），但是他们通过手语（signlanguage）等非语言交际（non-verbalcommunication）也可表达具体和抽象概念，他们的语言也是人类语言的一种符号系统。人类语言与动物交际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的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也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原因在于文化的非遗传性（non-geneticallytransmitted）特点。动物的语言是生物遗传的，而人的语言是要后天学习的。

　　英语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语colere（tocultivate），意思是“培养”。汉语“文化”二字正蕴含了“语言就是世界观”的含义。“文”在先秦时期就有文字的意思，⑨遣造的词句叫做“文”，（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孟子·万章上》。）“化”⑩本义“变化”、“改变”（匕,变也。——《说文》。徐灏曰：“匕化古今字”）；也作“教化”（化,教行也。——《说文》）。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以文字（语言）来改变或教化（人）”。诞生于公元前200年的《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它对所解释的词语按照“语言-社会-自然-生物”的分类顺序来排列，把语言放在首位，可见其在古人眼中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性。

　　三、“三个世界”的本体论与语言的本质

　　1972年，当代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在《客观世界》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本体论，产生了很大的哲学影响。波普尔提出的“三个世界”分别是：物理世界，包括物理的对象和状态；精神世界，包括心理素质、意识状态、主观经验等；“世界3”指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即思想内容的世界或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或可能的思想客体世界；它包括客观知识和客观的艺术作品。他认为，“世界3”一方面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是主观的，但是这种主观性并不排除实在性；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是超人类的，即超越了自己的创造者。他认为“世界3”并非虚构而确有其实在性，在三个世界之间都直接或间接地存在着相互作用。波普尔所阐述的“世界3”实际上是“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描写、分析、加工的空间，是语言（如语言作品、讨论等）和抽象化的语言（如可以用语言概括的知识等）以及形象化的思维和数理化的思维等抽象后所共同承载的世界。语言和抽象化的语言对应的是语义集合。

　　语言既是人类思维的主观创造，又是人类用以教育后代、传承文化、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客观媒介，语言的客观性和先入为主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的认识。而要突破某一语言对其主体的制约，要么需要主体思维的创新，提升或改变认识，发展或改造语言；要么需要语言的创新，来启发或改变主体的思维，提升或改造其认识。因此，除了主体自发的语言创新，语言间的交融则是语言创新和改变的主要外力，是通过人的接触而引起语言接触来实现的。显然，语言的创新和交融会带来良莠不齐的新成分，“新”不等于“好”，但在人类社会和历史中很多不好的成分都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也不例外。从语言观的角度看，语言交融是文化载体之间和世界观之间互通有无的过程，是不同语言（包括方言）的语义集合之间的相互补充，语义集合之间的交流不仅限于语言形式或结构上的交流，还包括认知模式（如隐喻等）的交流。

　　语义集合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某一语义集合的大小或丰富程度以及在一定时间范围、地域范围、社会条件下的实用程度决定该语言在接触中相对于其他语言的强弱对比关系。所谓的强势语言就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地域范围、社会条件下的相对丰富和实用的语言，例如，现代汉语的双重身份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国际环境中相对于实用度高的英语，汉语处于弱势，少数民族语言则更弱，而在本土范围内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则因实用度高而处于强势；现代英语之中也有强弱之分，美国英语强于英国英语。

　　影响语义集合丰富程度和实用程度的是语言外部因素，如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地理和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等客观条件。语言内部形式或结构通常只是反映外部情况，当语言内部形式或结构不能满足外部变化的需要时，就会发生变异调节以适应需要。这种调节是由语言主体实施的而反映在语言内部形式或结构上的，调节的方式可能是通过对语言自身的改造实现的，也有可能是借助其他语言（或方言）的成分和要素来实现的。语言接触可以人为地限制，但无法彻底阻断，也并不能改变语言间客观存在的强弱对比关系。

　　四、多元化的语言观与多样化的语言研究和实践

　　多元化的语言观使研究者对语言的本质具有多元化的认识，产生了语言研究和实践中关注本体性、主体性和载体性的各种不同倾向，不同的倾向性产生了不同学派或研究方式的特色与不足。语言观的不同也是造成学术分歧的重要原因。虽然语言本体、语言教学、语言传播、语言规划和政策等领域研究目的和对象不同，研究者在语言观上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多角度的观察和思考是必要的，语言观的完善是提升研究水准的途径之一。

　　内容注释：

　　①“七门自由艺术”（septemartesliberales），简称“七艺”，包括文法（Grammar，含文学）、修辞学（Rhetoric）和辩证（Dialectic）“三艺”（trivium）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四艺”（quadrivium）。七艺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把学科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类，初级科目包括体育（游戏和若干项运动）、音乐、舞蹈和读、写、算；高级科目主要有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理论。这一体系传入罗马并得到发展。罗马学者M.T.瓦罗曾拟订过一份学校课程方案，其内容除文法学、修辞学、辩证法（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及音乐外，还有医学和建筑学。

　　②“语言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范畴指不分人文学科还是自然学科，对语言的系统思考都可归入“语言哲学”的名下。狭义范畴特指20世纪以语言为主要课题的哲学研究。这里指的是狭义的“语言哲学”。

　　③Zeno公元前315年创立斯多葛学派（Stoics），该学派的研究领域一部分是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但在哲学和修辞学的某些领域他们发展了自己的方法和学说，认为语言是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手段，具有不规则特征。

　　④吴为章（1999：135-145），沈家煊（戴维·克里斯特尔，2000：173）译为“象似性”。⑤参见戴维·克里斯特尔（2000：192），辜正坤（2004：5-30，73-116）。

　　⑥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的区分很可能是受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J.J.Wittgenstein,1889-1951）的“表层语法”、“深层语法”这一区分的影响。

　　⑦见洪堡特（2004）《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序等，何自然（2006：53-69），申小龙（2003：7-8）。

　　⑧不但罗素所著的《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没有提到作为哲学家的洪堡特，而且在《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专著中涉及了自索绪尔以来的多位语言学家和包括罗素在内的哲学家，却没有提到早索绪尔近一个世纪的语言学家洪堡特。⑨“字”到了秦朝才有此意。分别讲，“文”指独体字，“字”指合体字。

　　⑩古字为“匕”，会意。甲骨文，从二人，象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

　　引用注释：

　　[1]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9）.

　　[2]R.H.Robins.AShortHistoryofLinguistics(4thedition)，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21）.

　　[3]FerdinanddeSaussure.CourseinGeneralLinguistics，PeterOwenLimited，1959：65-70，102-104，107-122.

　　[4]OttoJespersen.Language:ItsNature，DevelopmentandOrigin，GeorgeAllen&Unwin，1922：7，56.

　　[5]钱伟量.语言与实践——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哲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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