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范畴 普遍现实 实践 智慧
[摘要]
伯林的哲学观点使得他的思想独具特色。伯林认为，哲学的目的是找出普遍且永恒的概念与范畴。但这些普遍且永恒的概念与范畴本身却并非现实本身，具有实践智慧的思想家应该意识到思想与经验世界之间、与人类的实践之间并不是同一的。
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1909——1997）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起很大反响，这是因为伯林的思想是基于对2o世纪现实政治的反思。因此，分析伯林思想背后的学理根基——他独具特色的哲学观，对我们不乏启迪。
一、哲学的目的
伯林一生所主张的是：在政治、伦理等实践领域，人们不应用抽象的定义与普遍的观念来支配自己，即不应当用唯理主义的主张来定义人类所应追求的价值，也不应当用唯理主义的方案来解释历史。所以，与一般的思想家不同，伯林的目的并非是要对概念与范畴本身进行建构和解说，而是立足于伦理政治领域，指出唯理主义在把握该领域事物的过程与结果中所固有的缺憾，并对唯理主义的概念与范畴所建构出来的实践思想提出质疑。因此，伯林的哲学思想不是关乎单纯的思维形式，不是关乎纯粹的词语及其分类，而是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力图说明：人类是怎么从属人的伦理政治领域当中得到一些关键的概念与范畴的，这些概念与范畴说出了什么，损失了什么，这种说出和损失对人的实践造成了怎样的影响。[1]
伯林出身牛津分析哲学。这一运动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修正，即力图向这种哲学中注入现实感。[2]证实原则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内容，它是将逻辑与经验加以联系的关联项。逻辑实证主义的命题尽管采用的是“逻辑的转化”的还原法，但是命题的意义一定是来自于经验。实际上，逻辑实证主义也是解决经验与逻辑之间冲突的一种努力，他们希望在逻辑与经验之间建立同一的关系。[3]不过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经验无关。对此，卡尔纳普曾说：“接受事物世界的意思不过是接受一定的语言形式，换句话说，接受形成陈述的规则和检验、接受或不接受这些陈述的规则。”[4]卡尔纳普解决经验与命题之间冲突的方式只能说是让世界变成了“逻辑的构造”。可伯林却发现，经验却经常与逻辑发生冲突，因此他认为，逻辑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它首先表达的是经验世界的真实，而不是因为它单纯地符合逻辑；经验事实无法证明全称命题的有效性，全称命题与经验事实之间不可同一。[5]
哲学必须要把握住某些恒久的东西，这是哲学思维的特征。因为典型的哲学“几乎都是关于永恒的方法的，而不是关于经验的数据的。利用这些方法，我们进行思想、做出决定、设想、判断。对于用来发现和归类这些经验材料的方法（如类比、模式）的作用的检验标准最终也是经验性的，即检验它们构成一致的持久的概念体系到底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经验性的。”[6]由此可见，伯林持坚定的经验主义立场，他的哲学思想真正关注的是经验的事物与人类对它们加以解说的思想之间的关系。
在伯林看来，哲学的任务是解决人类思维的产物——概念和范畴系统——对人的影响。他曾这样对哲学家的任务做了解说：“哲学家们永恒的任务就是检验那些看似无可怀疑的科学方法或者是日常观察，检验诸如各种范畴、概念、模式、思维方式或者行为方式，尤其是那些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冲突何互相建构的多种方式，即那些内在冲突比较少的，以及那些不那么容易引起误解的隐喻、象征、符号以及范畴系统的方式（虽然这个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达成的）。”[7]
伯林认为，哲学就是要给生活着的人们提供一种超乎个别的日常经验但又绝非像科学规律那样固定的检验手段，从而可以让人们在实践时看清什么样的做法有道理。因此，他说：“哲学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经验问题，而是如何去看待经验问题，即用永恒的或半永恒的范畴去对经验进行发现和分类的问题。”[8]哲学思维必须采用概念与范畴，它们是普遍的、确定的，离开它们，人类就无法谈论和思考。但是，人类实践本身是这样的么？这些概念与范畴的普遍性何来？是人类的实践本身所赋予的么？它们怎么能有那么大的能力，以至于决定人的思想方式呢。
二、概念与范畴
伯林深知：“人的整个思想都被普遍命题占据着。任何思维，都涉及分类（classification）；而一切分类，都关涉到普遍的词项（terms）。”[10]伯林认为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形成了概念，概念是人的理性对事物之中固有的普遍性的把握，因此，概念的特点就是能够说出事物中所蕴含的各种普遍性。概念忽略个别事物之间的诸多差异，并将它们视为同一的，因此所采用的方法是抽象的；概念适用于外延中所有的个别事物，所以才是普遍的。不过，人类思维之所以能够进行，前提正在于众多个别事物的存在，即有所指。可是，在概念的外延中不涉及属于这类事物的个体之间的细微差异，只有普遍之处才能被概念本身说出来，即任何一个概念都不可能单纯具备指涉个别事物的功能。
伯林将概念与实践领域的事物区别对待，即将概念视为人类的理性对经验世界可感知的某一类具体事物进行逻辑加工之后所得到的，也就是说概念与经验世界的实际存在物存在着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关系却不意味着概念可以还原为某个具体事物，因为概念本身经过了逻辑的转化，因此是抽象和普遍的；而这也是概念的主要功能，即可以把握住某一类事物的某个普遍特征，可以帮助人类从逻辑的角度来对事物分门别类，甚至可以建构出某种普遍性。
可是，理性思维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并非仅仅停留在概念的层面上，此时就要涉及另一个名词：范畴。范畴是西方哲学里最基本的几个名词之一。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把它作为哲学概念来使用的人是亚里士多德。[11]后来的康德认为，没有先天的范畴我们就无法理解经验世界。康德的范畴是“知性先天地包含于自身的一切本源的纯粹综合概念的一览表，知性也是因为这一点而是一种纯粹的知性；因为它只有通过这些概念才能在直观杂多上理解某物，也就是才能思维直观的客体。”[12]
伯林承认范畴的分类作用，承认它们对人类理解经验世界的意义，承认它们对人类实践的辅助作用，但他并不认为在实践领域会存在先天的范畴。[13]在他看来，这个领域不会有固定不变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准则，它们总是与主体相关的和情境化的，经验世界也无法证明范畴具有先天性。
在伯林看来，实践所涉及的范畴是从经验当中产生的，不过，它们必须用理性经过逻辑的转化之后才能成为某种理性所能接受的分类方式。但经过唯理主义的解释后，这些规则却成为某种普遍的不变的东西。伯林却坚持实践智慧，他告诉我们：这些分类方式有一定的确定性，但却并非普遍且不变的。如果用唯理主义态度去看待范畴，那么，它们就必然会同真实的现实生活发生冲突。就人类的经验世界和概念系统之间的关系而言，不应该用概念系统来改造经验世界，而是要依靠经验世界来检验概念系统的有效性。[14]
事实上，当思想家将唯理主义的概念方法应用于经验世界时，总是倾向于用概念与范畴来约束经验，此时，经验本身的多维性就被理论之镜遮蔽掉了。最终，唯理主义的思考代替了对经验细节的考察，思想对事物的分类代替了经验世界中的真实事物。毫无疑问，这样的思想在现实当中必然会遭遇各种困境。 三、概念、范畴和实践
伯林思想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和真实的历史，他一生都在思索概念与范畴同真实的人类生活之间的冲突。伯林深信，在实践领域，除了概念与范畴对人类的思维有重大影响之外，生活、历史、文化、传统都可能影响这个人或者这群人的思维。当然，概念与范畴作为我们看待经验事物的原则，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实际上，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能没有任何原则，而只追求对情境的把握。[15]原则的意义不可否认，但是，这些原则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具有高于特定情境的价值？伯林在晚年曾从经验主义的立场认为这是对事实的陈述，即是基于人类生活当中所面对情况的相似性而采取的类似解决办法。[16]但是，人们首先要尊重特定事实，原则必须要在实践智慧的观照下，与特定事实进行多方面的关联。
伯林很早便看到了逻辑转化不可能全面地描摹经验现实，这种方法总是意味着无可挽回的损失。比如，在1939年写就的《逻辑的转化》一文当中，伯林曾这样批评逻辑实证主义所采用的方法论：哲学中鼓励为了达到明晰性和简单性而清除谜题所进行的转换、还原和忽略。不过，很明显，除非一种方言的独特含义都能完全并且准确地被翻译出来，一种命题或句子才能毫无歪曲地被“还原”或“转化”为另一种命题或句子，否则，想构造一种符合某种想象的“逻辑完美”标准的人工语言是不可能的。这种企图源于一种虚假的意义理论，同时还有一种虚假的形而上学，即认为宇宙拥有“终极结构”，通过这种结构，或者可能再加上某些“终极构成物”，宇宙就能被造出来。[17]
在理论研究中，追求完美的人工语言是很好的，但如果采用这样的方法去重构现实，则问题多多。伯林所针对的正是从逻辑角度出发来重构人类实践的种种努力。在伯林看来，这完全颠倒了经验与理论的关系。我们不应忘记的是，无论概念抽象得出的事物怎样地完美，它其实是从经验世界开始的，并应该以经验世界为归宿。如果仅从概念出发去考察经验世界，并要求经验符合概念，结果往往是对概念所描摹事物的信赖和对经验事物的排斥。所以，伯林说：歪曲地把握现实容易导致幻想或乌托邦。不过，歪曲或者否定现实的方法有许多种。一种方式是不恰当地用不充足的逻辑理由或经验根据来否定既存的设想和规律；另一种方式是非历史的态度。这种方式以规律和理论的名义，凭借从其他领域——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科学——得出来的原则来无视或歪曲他人对特殊事件、人物和事物的观点。……正因为这样，才会有建构出一种原则、并要将真实的历史视做这一原则的应用的种种努力。[18]
在伯林看来，经验世界中的事件、人物和事物是丰富而立体的，但唯理主义却想要通过思维来抓住它们的本质，实际上是误解了人类的实践。唯理主义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把握住了经验世界的本质。这种唯理主义的自大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人开始倾向于用概念的本质来约束经验世界：“根据这些范畴，我们来探讨人的目的、责任、兴趣，讨论基于这些范畴（不是关于这些范畴）的持久的思想框架，这时候，普通经验的分歧就出现了。”[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