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作为一门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确立的，但从先秦开始就已有学者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研究，而研究中国哲学史，首先涉及到的就是研究的方法问题。“先秦时期的哲学史方法主要是以荀况‘解蔽’方法为代表的批判方法，这种方法反对学术思想的片面性，以批判否定对立的学术观念来确立自己的思想理论为特征”。明清时期则有考辨方法，它包括史料的真伪考辨、史料的校勘与解释等。近代自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开风气之先，冯友兰等类似论著相继推出，这些研究成果使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专业学科，但这些论著都存在着一个显著的问题，正如傅伟勋所说:“论述或疏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何仍要使用两千多年来无甚变化的语言表达?为何永远脱离不了大量的引经据典?假如从这类著作去掉经典引句，剩下多少著者本人真正的观点或创见?为什么这类著作很少看到一种具有锐利的批评精神?尤其在儒家系统，为何多半的现代学者只能做到伸论孔孟思想的伟大，而不愿平心静气地探讨所谓儒家圣人的思想的功过之两面?这一批评是有见地的，因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不仅仅是为了颂扬先哲们的思想如何伟大，也并不是要回到以前的时代，而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深刻的了解，继承优良的东西，剔除其糟粕，是要接着前人的路走下去，而不是照着他们走过的路再走一遍。由此，我们在研究之前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确定的目标，这样我们所使用的方法也就能依次选定。

　　二

　　研究哲学史的态度与目标已经确定，那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一问题的解答首先在于厘清中国哲学的特质。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重体验，因而相对于西方的哲学传统而言，中国缺乏逻辑和知识论，因缺乏逻辑和知识论，使哲学的表现只有简单而粗陋的形式”但是中国哲学也有其独特性，其独特性也是中国哲学的魅力、中国哲学的精神和中国哲学的特质，这特质即“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很强，不停留于‘概念王国’。这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概念’、‘逻辑’、‘理性’，恰恰相反，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系统，中国哲学的‘道’、‘仁’等一系列的概念、范畴，需要在自身的系统中加以理解”。不过，我们也得承认，中国哲人在对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体系进行分析时确实不如西方哲学那么严谨，存在着模糊之处，可以说是一旦鸳鸯绣出，金针遂隐，甚至更多的时候关注点在鸳鸯上，而不是金针，对金针没有自觉的意识。

　　三

　　不可否认，随着与西方思想的不断交流与对话，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是自觉地应用西方的哲学理论来诊释中国哲学。不过，运用西方理论来诊释中国哲学的前提是要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同时还要有着很好的西学素养，不然只是瞎子摸象，乱说一通。除此之外，现在的中国哲学已不再是只有中国人自己研究，放眼全球，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日本的学者，还是西方的、欧洲的或美国的学者，都在中国哲学这个领域做出了很多优秀的成果。如果我们不以中文世界自限，希望在国际上站在中国人文学科研究的一线，就必须充分吸收和消化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借用他们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但我们内心一定要清楚:虽然当今西方的文化思想是强势的，这跟他们强大的政治经济后盾有关，但是“中华文明中的哲学智慧决不亚于西方，需要我们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不能迷信西方的方法。在西方，思辨与体验可以分道而行，但中国传统哲学是重体验和重实践的，与人的安身立命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我们传统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未来应该继续发扬的特色。虽然运用西方严谨的理论来诠释中国哲学，可以使我们传统的哲学概念明晰，令人耳目一新。但“愈有思辨能力的人，离体验愈远，在这个连人格都被市场化的时代，又如何能唤起中国学者道德实践的愿望?缺乏这种愿望又如何去体验传统的内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