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中国哲学是指中国古典哲学或中国哲学史。近十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呈现为'多向发展的势态，其中主要有三个趋向：一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靠拢或转移，即通过中国哲学考察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等等；二是范畴研究，即建立中国哲学范畴的逻辑体系，考察各种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三是微观研究，即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个别哲学家、哲学流派、哲学思潮以及哲学断代史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

　　这三方面的研究都已取得数量可观的成果，但是由于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的限制，哲学史研究本身仍然显得苍白无力、没有生气，在此基础上转移到或者依附于哲学史以外的研究领域，也不可能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坚实可靠的依据。总的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仍然处在困境之中，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可以使具有悠久传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哲学发挥出其生命力和吸引力的研究途径。

　　首先，中国哲学研究向中国文化研究的转移，应当属于文化学与屮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它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相互交叉的特殊研究领域。因此，尽管近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热潮渗透到中国哲学研究之中，从而刺激起中国哲学史界的兴奋活跃，但这种研究实际上并不等于巾国哲学史本身的研究。文化研究热似乎使中国哲学史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然而这个生机完全是由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外陚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大规模地向中国文化研究转移，恰恰是它尚未找到自身发展出路的表现。中国哲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研究可以相互补充，但是后者不能代替前者。

　　其次，范畴研究固然有益于从概念、命题的逻辑系统方面把握中国哲学的面目和中国哲学思维的特点，但是目前的范畴研究存在着三个缺陷：一是缺乏应有的基础。范畴研究必须以问题研究为基础，如果不首先弄清中国哲学的问题，那么范畴、命题的含义及其逻辑关系都难以准确地确定。目前的范畴研究基本上是以五十年代以来唯物唯心框架下的问题研究为基础的，在这种框架内，中国哲学原有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肢解、增添、抹煞，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范畴研究是不牢靠的。

　　在中国哲学原有的问题尚未真正恢复本来面目的条件下进行范畴研究，从方法上说是本末倒置。二是它作为把握中国哲学意蕴的手段，作用十分有限。中国哲学带有明显的实践性，哲学家很少就理论谈理论，各种哲学思想往往有着复杂微妙的现实背景和鲜明的实践意义，很多重要的哲学范畴模糊不清，难于界定，可意会而难言传，是观念而非概念，如果脱离它们的现实背景和实践塞础而建构一套逻辑范畴体系，那么这套范畴体系很容易成为没有内容的空壳。三是范畴体系研究的出发点是对哲学形态单一化的理解。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大多是具有严密逻辑系统的纯粹理论；而中国哲学则相反，哲学家们只满足于表达思想，不要求思想的表达形式一定成为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纯粹理论。既然中西哲学形态本来就不一样，如果把逭用于西方哲学的范畴研究搬用于丰国每挙，其结果諕籴必符合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如臬本着实事氽是的原则，那諕沒:有必要为采来没有严格逻辑范畴系统的中国哲学强行建构一套范畴系统。从范畴研究的这些缺陷来看，它不可能成为深化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途径。

　　再次，微观研究本来应当有益于中国哲学研究向着深入细致的方向发展，而且其成果的积累也应当促进宏观研究的改进。但是目前的微观研究大多存在着两个重要缺陷：一是从研究角度来说，许多微观研究只是着眼于填补空白的工作，如寻找一些在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哲学家或哲学思想以及非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等等进行研究；二是从研究方法上说，大多数微观:研究仍無沿用着唯物唯心的框架模式，这样以先入为主的框架套用于中国哲学的具体材料，很难得出符合实际的新成果。在实际研究中，这两个缺陷又常常是并存的，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微观研免的意义。显然，这样的微观研究也不可能成为使中国哲学研究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

　　解决中国哲学研究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进行根本变革，破除先入为主的框架模式，在恢复中国哲学本来面目的基础上使哲学史的研究本身具有现代生命力。

　　中国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应当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成果以解挺中国哲学中的具体问题。这里首要的是实事求是，它是弄清中国哲学本来面目的根本保障，如果不符合中国哲学的实际情况，那么引进任何现代科学与西方哲学模式都不会产生应有的积极作用。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指导。根据这一原则，研究工作必须从中国哲学思想的实标情况出发，从中探索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而不应当以任何先入为主的固定模式套用于中_原着的哲学思想材料，无论这种固定模式是旧有的唯物唯心对立斗争哲学史观也好，还是其拖时髦理论也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把某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史观生搬硬套到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来，而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和精神实质》坚持根本方法比坚持个别观点更为重要，不应当以后者代替前者。自五十年代以来，人们习惯于运用唯物唯心的框架模式改铸中国哲学思想，结果使中国哲学中的许多重婆f问题得不到确定、合理的解释,甚至经常在研究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老子哲学的研究就崔一个典型。

　　在这种框架模式内，老子哲学既可以被说成是唯物主义，又可以被说成是唯心主义，结果经过近四十年的研究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结论。这种情况并不说明老子哲学既是唯物主义又是唯心主义，而是说明采取“先验”模式改铸中国哲学思想这样一种方法的失败。唯物唯心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哲学的实际情况，中国哲学是以政治-伦理为思考本位的哲学,中国哲学思维的主要兴奋点不是思维与存在何者第一性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如何建构理想的社会状态与理想的人生境界问题。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就应当回到中国哲学的原始材料中去，从中总结中国哲学的独特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特殊规律，揭示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

　　中国哲学的研究角度说，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问题研究为中心。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习惯子用自然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等几大块的模式改铸中国哲学思想，致使中国哲学中原有的问题被歪曲变形、割裂肢輛、'忽略抹煞。例如，宋明道学中理学和心学所争论的心和理孰为根本的问题，本来差要解決封建政治-道德生活中究竟应以主体为准则还是应以客体为准则的实践方法论问题，然而在现有研究中却往往被歪曲为单纯世界观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分歧；中国哲學+的知荇趣，i要差_决逯德意说与道德#为的矣系向翹，它本来M于遒德修养与it德卖钱的方法论问题，然而在现有研究中却被归结为认识与实践关系的一般认识论问题；佛教哲学中所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理事无碍”，道学所讲的“民胞物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等，本来是说明一种宗教体验和道德修养的境界，然而在现有研究中却或被曲解为诡辩论，或被归结为神秘主义，而把原有的问题取消。另外，如果不解决问题研究，就不可能准确把握中国哲学中许多范畴、命题的真实意蕴及各方面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例如理学所讲的“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本来是指道德意识结构中的两种成份，即“先验”因素（如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良心等等，它们是文化心理积淀的产物，因而表现为不是.自觉习得的，而像是先验的，于是理学称之为“天德良知”）和经验因素（如道德知识>。这对范畴本来属于道德修养论问題，理学对道德意识作这两种区分，是为了给道德修养方法提供依据。然而由于在现有研究中修养论问题被简单地归结为一般认识论，所以这两个范畴也相应地被曲解为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于是造成解释不通的矛盾。实际上只有首先弄清中国哲学原来探讨的是什么问题，然后才能确定相应范畴、命题的真实含义。可见，实事求是地澄清中国哲学中原有的问题，是深化中国哲学研究所必须解决的首要课題。

　　第二，考察各种哲学思潮的现实背景，揭示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的具体联系。哲学史的研究应当具有历史感，这样才可能使哲学史对当代人有所启发和教益。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缺乏历史感，显得干瘪苍白没有生气，其原因就在于现有的研究大多不能揭示各种哲学思想与当时现实生活的具体联系，使得哲学史研究成为一堆干巴枯燥的概念堆积和思想史陈列。由于历史发展具有重复性或相似性，所以只有揭示历史上各种哲学思想与当时现实生活的具体联系，才能使哲学史研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国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实践性，哲学家们很少作远离实际的纯理论思辨，看似玄虚的哲学思辨往往有着非常具体的现实针对性，中国哲学史上几个思辨性较强的思潮如先秦名辩、魏晋玄学、佛教哲学、宋明道学，无一不与当时社会政治、宗教实践、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问题息息相关。

　　在中国哲学史上，新旧思潮的吏迭演化经常没有明确的逻辑脉络，新思潮的出现也往往不是纯粹理论研究深入进展的结果，而是在当时复杂的现实生活背景下概括而来的哲学思考。例如，.魏晋玄学贵无论的出现并不是对两汉哲学的继承或批判直接得出的纯理论研究结果，而是哲学家们通过对当时社会政治道德生活中名教礼法被形式‘化的现实观察，发现人为的政治伦理规范的不完全性，于是设想一种自然无为、没有名教礼法局限性的理想状态，由此才进一步提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題。再如理学家提出“天理”，与以往的哲学思潮并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系，同时主要地也不是为了解决理气孰先孰后的形而上学问题；实际上，理学家拈出“天理”二字，主要是针对佛老思想的流行导致许多人“外君臣而遗物理”、逃避封建礼教规范束缚的现实情况，于是才提出“天理”先于气质，无所不在，是任何人都无所逃亦无所加的客观法则,其具体的现实意义主要是证明封建礼教规范的普遍有效性，抵制佛老思想所造成的社会效应。由此可见，具体地揭示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有助于弄清哲学问题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使哲学史的研究更为生动具体和深刻全面。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是复杂微妙的，揭示这种联系应当力求深入、具体、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