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哲学史研究中习惯于把各时代的阶级斗争、经济状况、科技发展及哲学上唯物唯心的斗争堆砌开来，作为每一哲学思潮兴起的宏观背景，或者把哲学上唯物唯心的对立牵强附会地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为政治斗争的“观念图解”，这轴空洞抽叙+篇一雒的格式套路往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能真正揭示哲学思途与規：实生活的联系。因此，掲示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三，结合中国哲学的文化氛围研究，从中国哲学与其他精神大化的族系中加深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解。这里所谓中国哲学的文化氛围，是指中国哲学以外各种传统的精神文化形式或各种传统的“数术”，如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医学、艺术、宗教、巫术、气功、武术等等。这些传统的“数术”，作为与中国哲学同时代的精神文化，共同构成中国哲学的文化氛围；同时，这些文化领域内的实践活动也共同构成中国哲学思想的实践基础。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对文化氛围的关注至多只限子哲学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的联系，而忽略了哲学与多种文化形式的实践基础的关系。中国哲学的实践性不仅表现在哲学思想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而且还表现在哲学思想往往有各种形式的实践体验作基础。中国哲学的许多范畴和命題并不是对某种科学理论的结论进一步抽象概和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通过各种文化形式的实践体验所获得的了悟和总结。直到现代仍有许多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实践活动（如气功修炼、书画创作、京剧表演、宗教修行等等）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哲学有深切的通解体会，其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研究工作只满足于在概念层次上就哲学谈哲学、就概念谈概念，或者对中国哲学文化氛围的关注仅仅限于寻找哲学与古代自然科学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它与各种传统文化形式的实践体验的联系，就会把中国哲学从原有的文化氛围中孤立开来，从而不可能深刻准确地理解中国哲学。例如中国哲学中道家所讲的“无为”、禅宗所讲的“无心是道”等等，如果单纯停留在哲学概念的范围内就很难准确地理解这些范畴和命题所要说明的是什么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它们何以会成为其他文化形式实践活动的指导原则}但是如果到哲学以外考察一下中国古代关于宗教修行、道德实践、艺术创作、气功修炼等等各种文化形式的实践体验说明，就可以明白这些哲学范畴和命题是说明一定的实践或修养的境界，同时这种说明对于各种实践和修养的活动又具有启迪点化的方法论意义，因此这些哲学范畴和命题才能够被多种文化形式的实践引以为指导原则。由此可见，如果注意结合中国哲学文化氛围的研究，甚至研究者本人具备一定程度的传统文化形式的修养和实践伊验，同时恰当地运用现代科学成果，就可以进一步深化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说明，并更好地示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

　　哲学史研究的职能应当是多方面的，吸取前人的理论思维经验以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实际上，按照通行的唯物唯心框架模式研究中国哲学，只能给人展示一部前火错误堆积的历史，并不能给人以智慧的启发，也达不到银炼理:论思维能力的效果。这样就使哲学史研究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和生命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哲学智慧的最高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一切哲学的愚蠢和没有自己独到的长处，通过以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框架改铸哲学史的途径非但无益于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髙明，反而使人误以为一切真理都已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内被穷尽。各种哲学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对哲学史研究职能的要求也不应单一固定，而应当实事求是地根据各种哲学的特点发挥不同的研究职能。

　　事实上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长于理论思维，道家哲学主张“静观玄览”、“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佛教哲学提倡不立文字、离言扫相，理论思维更在其排斥之列，所以要想通过研究中国哲学吸取理论思维经验和银炼理论思维能力，简直是缘木求鱼。哲学智慧本身并不是单一形式的，而是多种多样的，或重在理论思维与逻辑论证，或长于实践体验和直觉顿悟，中国哲学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后者而不在前者。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目的就不应局限于总结理论思维经验和锻炼理论思维能力，而应当更注重揭示中国哲学智慧特长的方面并给人们以智慧的开悟启迪，这样才能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更有益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才能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充满现代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