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认为,人的自由的丧失和价值的这种贬损,尽管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也曾出现过。但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是完全独立的，即便是使用大规模的机械劳动，也不可能把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变成合理化的机械化劳动，因此，那时人的价值和贬损只是对部分人而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才会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的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这使得合理机械化和可计算性原则成为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可以说，工人物化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因此，卢卡奇认为整个现代西方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总体物化”的社会。这种“总体物化”必然会渗透到人的意识中，并最终形成“物化意识”。造成了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意识的匮乏，陷人到了阶级意识的危机中，只有通过运用"总体性的辩证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使人们从“物化意识”中摆脱出来，人的自由和解放才有可能。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非是理论家单纯理论建构的产物，而是必须通过对以往的文化史、对当前人们的生活进行文化道德批判，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因此,他强调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葛兰西指出，哲学作为世界观,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这种哲学存在于人们的语言、日常常识和民间宗教中。当然这种哲学是以一种零散的、不系统的、非批判的和偶发的方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应该对这种世界观进行分析和批判，因此哲学家的哲学虽然是一种系统的、批判的哲学，却离不开对这种日常哲学世界观的批判。因此，葛兰西指出:不能把哲学同哲学史分开,也不能把文化同文化史分开，葛兰西强调的是哲学的生成离不开哲学史、文化史以及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批判。正因为如此，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独创性的哲学，它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这种绝对的历史主义就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以“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

　　为了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绝对的历史主义”的独创性，葛兰西在回答"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时指出：对“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三种答案：一是哲学是一种单纯的“感受的”活动，即认为存在着一个绝对不变的、在庸俗意义上的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二是哲学是一种“整理性”的活动。“整理性”一词的意识类似于“感受的”，虽然它意味着一种思维活动,但这种活动是有限的和狭隘的；这两种哲学都是一种机械论哲学。第一种哲学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假定外部世界有一个现成的、永远不变的抽象世界的形而上学唯物论;第二种哲学虽然承认思想的能动性，但是依然不能摆脱机械决定论;三是哲学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所谓“创造性的”活动就是指“外部世界是由思想创造的”，这种观点显然可能会陷入“唯我论”。葛兰西认为，为了摆脱唯我论，同时又避免认为思维是一种感受的和整理性的机械论观点，“就必须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同时又把4意志’（归根结底等于实践活动或政治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但是这种意志必须是合理的意志，而不是任意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意志符合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或只有在它是正在逐步实现中的普遍历史本身的时候，它才能够得到实现”。可见，“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哲学，它实际上是一种人的行动的和创造性的哲学，它既不是哲学家的纯思辨的产物，也决非那种机械唯物论的哲学。既然如此，实践哲学当然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活动，它必然要进一步转化到政治实践活动中。因此，“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哲学活动也不要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把他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

　　三、人的自由和解放之路：总体革命论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归结为“辩证法方法’’，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死抱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而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行动的指南。因此在西方革命的问埋上，他们均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的十月革命模式。在他们看来，同俄国相比，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说，由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较为发展，市民社会较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凭借着强大的政治社会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统治，而且还借助其强大的市民社会输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资产阶级的道徳和文化价值观念。与此相应，西方革命的模式也应该是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意识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其中意识革命是西方革命取得胜利的前提和基础。

　　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西欧革命之所以不能获得成功，并非是由于革命的客观条件不成熟,关键在于革命的主观条件不成熟。也就是说，当时西欧的工人_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物化意识的双重作用下，工人阶级的主观精神世界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文化道籂价值观以及商品拜物教所牵引和支配，因此西方革命之所以不能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工人阶级的主观精神出现了危机。因此，他们认为西欧革命的前提是首先进行文化心理革命和意识革命，使工人阶级从物化意识中摆脱出来，真正成为革命的主体。基于以上认识，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集中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卢卡奇强调意识革命对于当代西方革命的突出意义。与卢卡奇一样，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归结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理论”，这种“总体性理论”具体说包括以下几点内容：(1)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关于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的一般科学理论，而且是一种和改造社会的实践相联系的理论；(2)这种“总体性理论”要求把社会发展看作是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在内的多维发展过程，经济决定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的原意；(3)和这种“总体性理论”相对应的西方革命,应该是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意识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因此，西方革命要尤其注意对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一书作为对意大利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他始终坚持“哲学一政治一历史三者一致”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此他在<狱中札记>一书中所阐述的“实践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既反对意大利革命斗争中的自发论、宿命论和机械决定论的思想，同时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同当时意大利思想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克罗齐哲学作斗争，以夺取革命斗争的领导权,从而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志”，建立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各进步阶级组成的“历史的联盟”，最终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葛兰西的上述思想是建立在他对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的解析的基础上的。他把西方社会划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前者主要通过暴力方式行使统治阶级的意志,后者则主要通过非暴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方式传播本阶级的阶级意识。与此相应也就存在着两种统治方式，即相对于政治社会的“政治领导权”和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强调的是后者。葛兰西没有对“领导权”概念提出具体的解释，但一般认为他的领导权概念主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要在文化、道徳上起领导作用,征得其他阶级统治的同意，从而和历史中的进步阶层，如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广泛的联盟，即“历史性联合体”，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

　　从上述思想出发，葛兰西把军事斗争中的“运动战”和“阵地战”概念运用于实际的政治斗争，提出了西方革命的新战略。“运动战”是指从正面攻击国家政权，如大罢工、武装起义。在力*对比我强敌弱的情况下，运动战可能造成敌军的崩溃。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危机的灾难性的“袭击”(危机、萧条等）。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总体统治，资产阶级不但攀握国家政权，而且拥有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敌我力*的悬殊决定了西方资产阶级对危机的发生有相当程度的抵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和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动员社会力置，待时机成熟再进行运动战。

　　重视“文化心理革命”和“意识革命”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新特点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西方，所提出的革命方略和西方人达到自由和解放之道。应该说,他们的革命方略既反映了在当代西方由于统治方式越来越转向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总体统治之后,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政治意识逐渐淡化、弱化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寻求“革命主体’’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因此，他们的“总体革命论”、“意识革命论”躭是围绕着上述问题而展开的。如果我们联系当代西方的社会现实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理论趣旨，他们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由于他们不能很好地把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意识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他们又无法真正找到西方人的自由解放之路，而只能停留于抽象的文化批判的层面,从而夸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作用，陷入主观革命论的错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