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把社会实践活动看成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实践的过程就是人对象化自身而又使对象人化的过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又是能动的主体，可以超越自然。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受社会塑造，但又有超越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动性。翻译活动是一种观念性的活动，是精神创造活动，也同样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译者与原文作者是主体间的对话活动，他们对话所生成的意义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它们必须接受社会的检验，受社会规范的制约。因此，“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绝不是完全自由的，其译文要受社会理解的检验。

    2.建构的翻译学的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种理性的构建。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但它的理性是目的—工具理性，不适合涉及价值和情感的人文学科。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人们都是社会的成员，共性在人们的知识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理解、沟通，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社会才得以维持。翻译既然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就应遵循社会规则和规范，既遵循理性原则。在交往活动中理性原则是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就是使交往活动合理。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的合理性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因此，合理的交往必须符合普遍有效性要求。它们是:对自然实存世界的断言式陈述要真实;对社会世界成员的调节式交往内容要正确;对个体主观世界的内心感受表达话语要真诚。另外，也要求言说者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可领会，即要求句子的语义语法正确。只有这样，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在公认规范的话语背景下，才能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相互依存。

    人际交往中还要求言说者使用最得体、恰当的语言，即必须遵循语言规则之外的协调性原则。协调性规则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社会规范，带有契约性性质，人们只有遵守这些规范与规则才能顺利的进行交往，这就是交往伦理问题。“它不仅可以用来处理翻译中语言的施为层面与表达层面的关系，还可用来处理国际见间文化交流的不平等现象，进而有助于建立平等交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知识共享的良好翻译模式。

    3.建构的翻译学的真理观-共识性真理观

    语文学范式的研究是建立在心灵真理观上。心灵真理观是心灵的产物，心灵真理只能凭直觉体验的方法去证悟。结构主义范式的研究以符合论真理观作为基础。“这种真理观没有把人的‘缘在’转到社会实践上，而是转到语言上，从而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建构的翻译学以共识性真理为基础。共识性真理有下特点:第一，这种真理观以现实的生活世界为背景。“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行为者‘一直已经’在其中运动的视野，通过社会的结构变化整个地约束和变化”。[9]1740其次，这种真理观预设了主体际性，因为共识本身就预设了互为主体性和主体间的差异性.再次，共识性真理观把语言视作客观与现在性条件。最后，它是一种对话性的和开放的真理观。共识性是一种主体间性与主客间性的内在统一。从而超越了单纯主客关系的符合论真理观和只存在于语言之中的本体论真理观。

    共识性真理观要求我们知道如何才能建立起主体间合理的交往规范，以达成共识。因此，它改变了翻译研究的范式，对翻译活动以及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它有助于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观。建构的翻译学认为通过建立以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思想为指导的国际间认可的，并通过一定国际公约固定下来的翻译伦理规范，有助于真正促进国际间平等交流，终结不对称的文化间交流。其次，共识性真理观有利于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建构的翻译观是普通语用学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观不再把翻译活动囿于文本之中，而是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国际交流与交往的人类社会实践大背景之中。最后，这种真理观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翻译标准。它们是:尊重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尊重原文的定向性。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构翻译学的参照系。

    4.建构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言语行为理论

    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封闭性与静止性带来的是封闭与静止的结构主义的翻译模式;以元语言学为基础的解构主义研究无法触及具体语言问题，也无法解决翻译中具体的语言现象和解决语言中出现的矛盾。建构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强调必须遵循两套规则，即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和协调性规则。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已给了充分的强调。构成性规则强调所说出句子的正确性。但我们知道，在交往中，只会说出正确的句子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还得选用得体的句子，必须符合人们普遍遵守的语法规范才行。交往的理性使翻译研究回归理性道路。

    言语交往理论使翻译走向真正的开放。言语交往理论既强调了主体的意向性，把意义看作是意向性的满足，又包含了交往的人际关系，从而把言说主体引向人际关系。这就做到了语言系统外部因素既与语言运作相关联，又与现实世界相关联，同时它们之间也彼此以言语行为为主线互相联系起来。“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开放，而不是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的没有关联的开放。

    另外，言语交往理论使翻译研究从语义—句法模式向语义—语用模式的转变;并把交往论理学的观念引进了翻译研究。这两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论述过。

　　三、建构的翻译学可以成为构建翻译学的基本框架

    正如吕俊教授所言，任何学科的建立都需经由以下两个主要步骤，翻译学亦不例外。即:(1)论题的确立，学科的界说，体系的建构，特点分析，分类研究;(2)向理论层面的深人和方法的建构，其目标是更好地解释实践活动和指导实践活动。我们已经在以下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论题已确立;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跨学科的学科。吕俊教授的建构的翻译学在批判和吸收以往国内外翻译研究经验的基础上，解决了知识论理论和文化哲学理论的问题。这些高层次理论知识也是引导翻译学建立的深层理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建构的翻译学理念来构建翻译学是可能的。构建翻译学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