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12日，经教育部核准，在当时绥远省战时省会所在地，正式成立国立绥远中学。由时任省教育厅长阎伟兼任校长，聘请原归绥中学训育主任李衰任教导主任。学生大部分来自绥远沦陷地区，亦招收不少河套当地学生，同时还有一部分来自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和东三省的流亡学生。当时学生300多人，由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其中初三1个班，初二1个班，初一分为甲乙丙丁4个班，还有一个补习班。教师大多是从日本占领区逃出来的，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如北大、清华、南开、山西大学等。1941年，国立绥远中学由陕坝迁移到米仓县三道桥梅令庙，同年暑期学校增设简易师范一班。绥远省立师范学校于1943年8月在陕坝筹建成立，9月下半月开学授课，学校设在陕坝国立绥远中学旧址，由原归绥师范学校校长刘汉出任校长，嗣由张淑良继之。本年“招收简易师范班1班，学生50人，并办理短期师资进修班两班，学生88人”。1944年“增设简易师范班两班，仍办师资进修班两班，嗣因部令设置正式师范班，故实际增设简易师范班1班，普通师范班1班，连前共有3班，学生150人:师资进修则照预定计划完成”。这些中学及师范学校的建立为小学毕业生的深造及边地师资的充实提供了条件，培养了一批边地建设人才。

      (三)高等教育

    绥远省政府为培养建设边地的专门性人才，选举考送了一批专科学生，“(民国)三十年暑期代西北技艺专科学校考送学生，共计五名。又保送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生一名”。“(民国)三十三年奉教育部先后令伤，保送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各专科学生五人，国立边疆学校师范专修科学生三人，均分别遵照规定数额予以报送。此外并代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招考学生十人。绥远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注重，选派专科学生到省外深造，促进本省高等专业性人才增加，为本省将来教育事业的复兴，建设事业的发展储备了人才。

      (四)社会教育

      为提高边地人民文化知识水准，本省各县原来大都设有民众教育馆，负责推行社教。惟限于财力人力，工作未能普遍。“当此抗战时期，推行社教异常重要，本年春间为适应事实需要，由教育厅呈准教育部于原有民众教育馆外，另设置社教推行员55人，年支薪律、办公费共洋21 240元。专办民众识字教育，通俗讲演，化妆讲演，出版壁报，实施生活指导，卫生指导，组织民众协助地方政府训练壮丁，灌输抗战知识等事宜。其人数分配，在沦陷区域每县各派3人，其他各县3人或5人不等，此项人员由三月份起分别派定，先后陆续出发工作。

      (民国)三十年度，绥远省政府关于社会教育方面:..(1)发动知识分子扩广民众教育;(2)筹办巡回教育工作队;(3)筹办电化教育;(4)督伤各级小学校兼办社教;(5)筹设民众体育场;(6)整顿各县民众教育馆”。

      “(民国)三十三年度之教育施政计划，关于社会教育方面，包括充实各县市民众教育馆，推行国民体育，设置乡镇书报阅览室等三部分，结果大致尚能按照预定计划逐步完成”。社会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广大民众思想解放，促进知识水平的提升，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之积极投身到抗战的伟大事业中。然由于抗战时期各项经费的紧缺，社会教育未达到预期效果。

      (五)补习教育

    绥远省教育厅在1941年为救济失学青年及收容战地员生起见，“呈准主席筹设省立补习学校共收学生六十人”。另外，为补充民众应用知识，传授实用技术，增加生产能力，“特于(民国)三十二年在陕坝成立职业补习学校一所。分服装、工业，对学生给以职业补习教育。(民国)三十三年办理农业及职工补习班四班，计招收农业补习学生一百八十四人，职工补习学生一百三十八人。共补习学生三百二十二人”。补习教育的开展，收拢了一大批青年人员，经过各种职业补习教育，为残酷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急需人才，服务了绥远地区的抗战事业。

      (六)特种教育

    绥远省自1937年秋间沦陷后，原有中等学校学生大都分散，陷于失学境地。省政府为培植抗战力量计，培养边地党务政治干部，“经秘密派人前往已沦陷各县，设法招致热血青年。陆续集合于河曲一带，其有他处青年学生流亡绥远省者亦一律收容，施以训练。并各就其志愿派往敌区担任情报宣传工作;或派在北路军各部队中担任政训工作，其有志愿升学者，即予保送。此项青年之培植，前后总计达二百余人之多”。此类特种教育，严格意义上属于军事教育，他为军队培养了一批有知识的军事人员，积极投身抗战，为抗战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