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越南革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基本形成。在国际关系上实行独立自主，多样化、多边化，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不受政治社会制度约束，与世界各国进行平等互利合作。从而为越南的外交政策走上正轨提供了政策条件。

    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政策创新的同时，越南政府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柬埔寨问题上，越南一改往日的强硬政策，同意从柬埔寨撤出越南军队，积极参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为1991年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定的签署作出了努力，树立了一个热爱和平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为地区稳定作出了贡献，为改善中越、越南与东盟关系提供了条件。在中越关系上，随着柬埔寨问题的解决，1991年11月，越共党书记杜梅与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高层互访频繁，双方之间的一些棘手问题也趋于解决。据《人民日报》1999年12月4日报道，中越陆地边界存在的问题已全部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也于2000年基本完成，双方的经贸合作也不断发展。在越南与东盟关系上，随着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废除，高层领导的互访，1995年7月28日，越南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第7个成员国，为越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合作不断深入，此外，越南也与老挝、柬埔寨等地分别进行了高层互访，双边关系走向正常。这些都为越南周边环境改善提供了条件。在越美关系上，越南一反过去不合作和敌对态度，把打破美国禁运，改善越美关系作为外交主攻方向之一，配合美国寻找越战美军失踪人员，向美国公开了不少与越战美国战俘有关的秘密材料，并允许美方专家参观一些有关军事单位，通过越美双方努力， 1994年2月4日，美宣布取消对越贸易禁运，1995年7月1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在越的投资逐步增加。在越日越欧、越澳(澳大利亚)关系上，随着越美关系逐步改善，双方的关系也逐渐走向正常，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合作加强。对原苏联东欧地区，双方的高层访问也增多，一度中断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这些均为越南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条件，为革新开放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之，随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越南的外交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截止1995年1月4日，与越南正式建立外交系的国家达152个，其中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5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越南有直接投资。到1998年，又有13个国家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越南建立了贸易关系，对越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60个，并有20个大国际组织和480个非政府组织与越南建立了合作关系。越南已度过政治被孤立，经济被封锁时期，恢复了同国际社会关系正常化，为革新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越南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国际上，美苏之间由相对紧张走向缓和，由对抗走向对话，国际形势趋于和缓，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潮滚滚向前。由于70年代的激烈争霸，美苏均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面临内外交困局面，特别是苏联，由于经济的畸型发展，军事负担过重，颇感力不从心，自顾不暇。双方均寻求缓和与对话机制，致使国际局势趋向平和，热点地区普遍降温。这为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美苏的衰落，日本、欧洲的崛起，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两极争霸，使国际局势相对稳定，东西方的矛盾制约了其他矛盾的发展，这使日本和欧洲搭上了国际安全的便车，军事负担相应减轻，经济速度大大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加强。随着美苏关系的趋缓，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渐现。西欧、日本开始在政治、经济领域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这样，东西矛盾趋缓，西西矛盾上升，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断壮大，世界开始由两极向多极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可以说一下子失控。美苏两霸，一霸消失，一霸削弱，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向执行对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越南真正地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孤儿。加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经济都在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大大加深，世界经济趋向于集团化、地区化及某种程度的一体化。这些都是迫使越南不得不考虑自己过去以政治外交为主的僵硬对外政策，成为越南外交调整的外在动力和国际背景。

    在国内，越南也出现困难的局面，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越南统一后，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仰赖苏联东欧国家的施舍，侵柬反华，将国民经济发展绑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战车上，使越南经济严重失衡，加之主观急躁，照搬国外经验，从而严重地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980年，“二五”计划主要指标一项也没有完成。正如越共“五大”指出的，“在一定范围内说，领导和管理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是引起或加重过去几年经济社会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基本建设和生产的发展规模上、速度上我们主观、急躁地提出了一些过大、过高指标，特别是初期阶段，急躁毛病还有些其他的表现，例如，在一些地方把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搞得过大。另一方面我们又十分保守迟缓。越南有的学者则更客观地指出，"1976年至1980年阶段，是越南经济由于持续了30年战争的影响和在经济指导战略主张上的主观错误所造成危机时期，”但是他们均没有正视侵柬反华给越南经济带来的危害。继续深陷侵柬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使越南背上了沉重包袱，“三五”计划虽比二二五”计划的执行要强，但大部分指标仍未完成。正如越共‘.六大”评价的，二生产虽有发展，但与计划要求和实际能力相比，其增长率并不高”，二粮食、煤炭、水泥、木材、布匹、出口商品等一些主要生产指标没有完成计划，影响了整个经济活力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流通分配方面的混乱状况持续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大失调依然存在，有的方面趋于严重。”经济的发展呼唤越南的改革，在这样的趋势下，越共二六大”应时势需要作出了“革新开放”的决定，相应地开始了外交政策的调整，但步子并不大，没有摆脱对苏联、东欧一边倒”的政策，对外政策处于徘徊迷茫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向仰仗苏联、东欧供给的越南经济一下子断奶，越南与前苏联、东欧关系跌入低谷。使越南经济面临新的困难，这就要求越南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调整外交政策，以便为国内经济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越共二七大”的召开，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使命，使越南的对外工作步入了正常化发展的轨道。同时，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较量。随着黎笋的去逝，改革派逐渐占了上风，越南政局开始朝着有利于越南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越南党和人民对越南的对外工作进行了反思，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任何一国外交政策都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民族力量同时代力量相结合的革命外交是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岁月里诞生的，为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辉煌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之后，国际形势迅速变化，各种政治经济力量重新组合，越南开展全面革新，我国外交进入了新阶段，即由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转向革新事业服务。可见，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是由越南工作重心的调整决定的，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外交是内政的继续，经济建设需要和外交理论的创新，成为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内在动因和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