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过渡时期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文化反思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论文关键词]过渡时期;批判运动;文化反思

  [论文摘要]过渡时期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造成了深远的文化影响。从文化层次反思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使我们意识到构建现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践蹯民主与法制的大批判文化的危害性.也使我们寻唤一种富于历史理性、勇于承担责任的忏悔文化。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党的历史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折。在每一次转折的过渡时期,党对思想文化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合。过渡时期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直接源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深层的原因,从政治层面理解,实际上是党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新制度的斋要;从文化层面理解,则是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濡要。作为思想文化整合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既达到了思想文化整合的目的,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但也因其粗基的方式而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初创了一种充满风雨的实践模式。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变迁的加速时期,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状况。对过渡时期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进行文化反思,无疑会给当前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一、政治文化的构建

    应当说,过渡时期的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次才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从它的发动目的到它的运动方式,乃至它的主导思想无不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所以它反过来必然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认真地反思这一段历史,对于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过渡时期处于一个转型阶段,封建的政治体系被打破,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体系尚在建构过程中。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就充分体现了建构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它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特别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缺陷体现了出来。一定程度上讲,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建构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一)权与理的一统。权力的中心是处理利害关系,认识则是讨论是非问题。权与理应是相对的二元化,权力与认识的二元化会对政治的运行带来或正或反的影响,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能够合理地调节和处理这种二元关系。在这几次批判运动中,我们更多地看到处于上风的权力对认识的控制和干预,甚至把认识禁锢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得越雷池一步;认识一旦触犯了权力的规定,掌权者就会施以惩戒。“一言堂”的做法使得被批判者只能检讨与认罪,没有申辩与反批评的权利,其结果是学术研究不能发展,思想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胡风被监禁20多年,“心安理不得”就是典型例子。(二)主体意识的缺失影响到政治理性的发展。认识主体的人格独立与自主,是进行独立思考的前提。努力实现自己设计或向往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蓝图往往是知识分子主动参政的深层动力。在他们干预政治的冲动之中,除了极有可能存在的名利诱惑之外,还包含着理性的追求和政治理想的推动。然而,在这几次批判运动中,当政治权力文化成为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时,我们所看到的或是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被动地投人现实的政治斗争;或是为了功名利禄、社会前途,主动地选择了政治立场作为价值取向的标准。伴随着政治上的依附与投机,知识分子群体赖以立命、立言、立身的道德、气节、人格、操守亦不复存在.原来就比较脆弱的相对独立的理性批判和自由思想也已荡然无存。(三)批判的形式和运动的方式影响到民主与法制的进程。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是一种大众行为,在法制化程度不高的国家,过分广泛的动员和参与容易使政府失去对社会的控制,这就特别需要用法律和制度加以制约。在这几次批判运动中,我们看到的是把文艺上、学术上存在的某些问题上纲上线.当成阶级斗争问题,采取政治围攻和群众运动的方式.从而出现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现象,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如‘胡风反党集团”这样违背法制、践踏人权的大冤案。

    现代的政治文化是在传统的政治文化基础上建构的,这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所决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已有的政治文化中,找到稳定的、持久的、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如何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反思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它给我们进行现代的政治文化建构的启示主要有:(一)进行知识分子精神“价值支点”的现代转换。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价值支点在于对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在这几次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群体将政治立场上的划界表态作为价值取向的基本标准。然而,知识分子精神价值支点的这种政治特性制约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转换其精神的“价值支点”.就是要从对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转换为对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认同。伴随着“价值支点”的转换,知识分子的人格内涵也逐渐完成了现代转换。知识分子传统“人格内涵的道德追循、学理追循和社会理想之中充满了政治性,这样的人格只能是‘政治人格’,而政治人格的社会实践必然受到政治价值和政治规范的制约。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内涵则强调人格独立和自主精神,突出个体人格的道德自律和创造精神,这种人格独立使得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能够保持清醒和警觉,不为名利所诱惑,不为某种政治压力所屈服。作为社会文化创造和传承的代表,知识分子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地促进现代政治文化的建构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二)在政治文化中注人法治文化的基本因素,加强制度建设。只有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往人法治的内容,才能使原有的伦理道德起到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调节的作用,将社会调节的单向原则变成双向原则,实现双向监督和双向约束,实现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的转换。只有加强制度的建设,才能使我国的政治和文化建设纳人法制的轨道,从而实现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建立起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或不受法律约束的真正的法治国家,从制度上避免由于个人的原因所导致的悲剧发生。

    二、批判文化的批判

    某种意义上,当批评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时,批评就成为了批判。当遇到适当的政治土壤时,这种由批评而批判的现象就会蔚然成风,以至于形成一种批判文化。

    20世纪40年代,在对王实味、丁玲的批判,对罗烽、艾青的批判,对萧军的批判中,就出现了将文艺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将文艺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现象,批判成为超越文学讨论的政治运动。进人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特定的政治土壤.这种以政治批判为主的批判文化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过渡时期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体现出来的批判文化特征有:(一)政治定性。从《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到他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再到他为《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所撰写的按语,无不为每一次的学术问题作了政治定性,使得学术问题成为政治间题。(二)批判运动。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之而来的就是群众运动和政治大批判,工、农、兵、学、医各界一起上阵,举国共讨。这种政治围攻和群众运动代替了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在社会中形成极大的政治压力,迫使被批判者屈服。(三)批判话语。以政治话语代替学术语言,用流行的媒体语言代替学术评价语言,用世俗的谩骂语言代替理性的反思语言,形成一种政治性的暴力话语,“以势压人”、“以势伤人”甚至“以势杀人”,成为政治暴力话语的基本特征。(四)批判文体。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所体现出的话语方式和论述方法,对这几次批判运动所形成的批判文体有着很大的影响。批判文体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政治斗争的制约下,以政治定性为思维基点,以上纲上线的批判为基本文体构架。由于缺少翔实材料的支撑,所以又以抽象议论和空洞说教为主要论述方法。也有一些文章在形成阶段往往注意作局部的理论概括,试图从哲学上说明问题,不过,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统治了批判者的思维,因此这种哲学又常常将这种文体导人更深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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