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郭嵩焘；湖湘文化；归臆

　　论文摘要：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自觉继承它的优良传统，对其求真务实作风进行独特阐析，对其服务现实本色进行极力张扬。郭氏超越湖湘文化粗浅层面，耙重农抑商传统向重商求富的方向飞跃，把理学道德层面向中体西用结合的方向飞跃。他还对湘省弥漫的守旧的风气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湖湘文化的缺憾进行有胆有识的批判。

　　一、承继湖湘文化优良传统

    (一)对其求真务实作风的独特阐析。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一个突出特点，把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成长于岳阳湘阴，就读于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离熹(1818—1891)，曾任兵部侍郎，广东巡抚，是名符其实的封疆大吏，后来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第一位驻外公使。郭离熹把儒家治国理念与洋务思想广泛运用实践之中，处处透视着实学精神。

    咸丰十年，郭离漱通过自己3年在朝廷工作的经验，在致陈孚恩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推求国致弊之由，在以例文要涂伤，而事皆内演。例者，条例也。处理问题不调查研究，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只知道照其葫芦画飘，抄袭陈例。正是针对时弊，郭离熹提出:“勿亦稍宽假以例文，以求理财行政之实效，天下事其犹可为乎?”这正是他这种实学精神的反映。

    出使英法，郭高焘感触最深的是中西人心风俗社会风气的差异。他认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正是基于求实精神，西方人勤于考求，集思广益，不遗余力，“深求而极论之，皆可以通神明穷造化”。西方社会日益发达，他盛赞欧洲议会民主，特别强调，两党公开辩论政治得失，影响及于全社会，从而形成人们求实的风气，他把政治、教育、风俗视为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因为有了议会民主制，所以朝廷行政公开，人们对国事可以畅所欲言，平民可以向政府上书言事，不必像中国那样尊者讳，不允许百姓议论朝政。西方在这种体制下.教育重实学，学校培养学生面对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使之树立敢说实话的信念。人人如此，人际交往自然注重贯彻追求真理，注重实效的可贵品质。

    (二)对其服务现实本色的极力张扬。

    经世致用的精髓在于关注现实，应时而动，而郭离熹所处时代最大的现实就是西方人侵的问题，饱受经世致用传统的湖湘精神熏陶的郭嵩焘，又得天独厚地拥有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条件，不顾朝野上下的声讨，由“以夏变夷”转为“以夷变夏”，一生获谤而无怨无悔地“赞西化”，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他进而提出“西方富国强兵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这样的真知灼见。

    “郭离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低之，使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迫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这一年他已59岁，衰病交加，常年服药。他以老病之躯，行万里远程，还要背着自京师士大夫到故里乡亲父老的痛骂。是什么力量让他挑起这副费力不讨好的担子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贵”的湖湘传统思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说;“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实地考察一下西方社会，将真实情况介绍到中国来，使人们从“酣梦之中”清醒过来。

　　二、超越湖湘文化粗浅层面

　　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程中，郭禽焘的西洋观无疑产生过非常显著的效应，与此同时，郭氏更为纯熟掌握的湖湘文化传统，却素以传统甚至保守见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矛盾。后人评价其西洋观是湖湘文化的叛逆者。笔者认为这个对立的两极颇为复杂，需要进一步探究。郭嵩焘既植根于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又由于对西方文明的亲身经验和深人研究而获得思想上的飞跃，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湖湘文化的超越。

    (一)由重农抑商传统向重商求富的飞跃。

    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是重义轻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千百年来被士大夫奉为人生的信条。郭嵩焘是继魏源之后，对传统轻利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思想家之一。他挑战世俗，“天下万世之利害，吾身固自任之。认为重义轻利“是俗儒之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言义，虚文而已，其实朝野上下之心，无一不鹜于利，至于越礼反常而不顾。”这种批判，就其深刻性全面性来说，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在农商关系问题上，郭嵩焘对商人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充分的认识，突破了湖湘文化中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传统。对于一直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湖湘士人来说，商人必定危害社会这点几乎是不言自喻，不辨自明的。就连王船山这样的智者也非常明确地把商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截然对立起来:“贾人富于国而国愈穷。”“农人力而耕之，贾人诡而获之之，以役农人而骄士大夫。”并且加以道德评价:“人主移于贾而国本凋，士大夫移于贾而廉耻丧。”在这种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下，甚至到1884年，郭嵩焘告老还乡后，在省城禁烟公社会上演讲“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仍受到王阎运等士绅的批评，“余欲驳议，以众坐谦让未发。针对中国传统的经济观“重农抑商”，郭嵩焘最早提出了“以行商为制国之本”的命题，主张大胆开埠通商，形成了“以通商贾，阜财用为本图”的经济思想。经过亲身体验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亲自比较东西方国力的差距，对于自己祖国贫弱的根源有了切身感受:“窃观西洋以商票为本计，祖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农工商三者……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郭嵩焘还批评其脱离民众的实际利益，甚至“与民争利”的行为。在《条议海防事宜折》中提出应引导民众从事具体求富的商业活动，改善国家与商民关系，实施“导民而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的立国立本之方，做到“一曰通官商之情”“二曰通筹公利之利。经济发展了，自强也就实现了，他呼吁撤销出海禁令，鼓励人民从事近代航运业和制造业，经营工商以谋利。他还奏请纂成通商则例以保护商人利益。郭嵩积极倡导引进西方经营管理方式，主张打破官府垄断，给商民以更多的自由经营空间，“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郭嵩焘是近代中国民办工业的首倡者，要求改革那些障碍工商业发展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历史证实了他的远见卓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历经惨痛代价后，痛定思痛，做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决策，顺应了时代发展规律，这是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