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周青铜器上龙纹饰原型的考古学佐证

　　商人屡迁，致使历史上对各时期商王都的所在地莫衷一是，仅以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一带)与帝辛(纣)都沫(今河南淇县)最无争议。尽管如此，经目前可见的史料与考古研究证实，商代王都的地理位置皆在今河南、河北境内。先周文王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沣水西)，西周武王建都镐京于沣水之东，周公摄政时期营建陪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平王东迁于此，之后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东周时期。虽然很难考证夏、商、周三代确切的疆域四至，但可以肯定先民的活动范围以及政治中心选址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发现的上古文化遗存与古文献相吻合，并相互印证。

　　商周青铜器上铸刻的具象龙纹饰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出土的蚌塑龙形态颇多相似，应属于同一体系，体现着与中原仰韶文化的传承关系。而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中亦见龙纹饰，尤其是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盘龙纹陶盘，是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器代表器之一。盘内壁饰以口衔麦穗的蜷体蟠龙，以朱红与墨黑交替的色块表现龙身的鳞片，此种龙体狭长的造型堪为商周青铜器上抽象夔龙纹构图的远源。由上述实例证明，中原地区的龙形象在原始社会时期既已形成，对龙的尊崇亦源于上古，商周青铜器反映的是中原地区的特点，所铸刻的龙纹饰是对已经固定的龙形象的继承与发展。

　　经考古学家考证，甲骨文与金文书写的“龙”字皆依东宫苍龙七宿的星象所摹画，而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陈尸、蚌塑所展现出的诸多方位元素亦与早期星象图的格局相吻合，冯时先生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已有论述。龙的原型即源于上古天象，在先民的臆想中更幻化为神，自始便具有了通灵的文化含义。与此同时，先民在自然界中寻找可与之比勘的现实生物，附神其上，作为具象龙的生物原型。古脊椎动物学家通过考察濮阳蚌塑龙的身体各部分比例关系后认为，其原型应为扬子鳄。这一推论颇具合理性：其一，作为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物，鳄是迄今活着的最原始的动物，在进化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与史前爬虫类动物连接的最后纽带。

　　显然在商周时代之前，鳄即已存在。其二，殷墟时期处于商王朝的最后时段，甲骨卜辞有大量猎获犀、象的记载。商代至西周前期，中原地区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在张丕远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一书中《夏商以来中国东部气候的冷暖变化》等相关章节，已有科学的论证，鳄在当时也并非罕见之物。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一件“龙纹觥”，是商代晚期器，不仅全器形制似鳄，而且腹饰鳄纹，堪为力证。其三，鳄体型庞大，强悍有力，凶残冷血而极具攻击性，令人望而生畏。虽然彼时鳄的形态未必如今所见，但从现代鳄鱼的形态仍可窥见与青铜器上龙纹饰相似的诸多特点，比如形体比例、可上扬的尾部、锐利的指爪、凸起的双目等，加之极具威力的特点，是与青铜器龙纹饰最为直接的生物原型实体。因此，中华特产扬子鳄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器上龙纹的原型，反映着彼时彼地的特点。

　　三、龙纹饰的文化意义考源

　　龙纹大量应用于礼器，具有祥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龙纹饰的祥瑞意义直接导源于上古“四灵”观念的形成。《礼记·礼运》篇对“四灵”观念有着明确的表述：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沧；凤以为畜，故鸟不稿；麟以为畜，故兽不狨；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

　　孔颖达《正义》日：“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者，问答四灵名也。谓之“灵”者，谓神灵。以此四兽皆有神灵，异于他物，故谓之“灵”。

　　《周礼》郑玄《注》对祭祀神祗用乐“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的解释，也引用了此则《礼运》原文，并强调了德治与四灵显现的关系，即“天地之神，四灵之知，非德至和则不至”，也正是“四灵征报”的体现：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

　　郑玄《注》日：天地以至于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礼义人情，其政治也。四灵者，其征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