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羽毛未丰的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其“目的是‘将军队主力运至渤海湾口，与清国决战’，不仅限于从朝鲜击退清军，而以出征清国帝都北京为目标。”这其中流露出来的心理意向绝非单纯是一种战战兢兢的狂妄，较多的还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中国的不屑与轻蔑。战后，当俄、德、法三国干涉归还辽东半岛于中国时，激战未几，“不仅对三国联合的海军无法应付，即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亦无把握”的日本，却依然叫嚣“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及至面对三国咄咄之势而不得不有所退却时，日本御前会议所议定的第三种对策是“全面接受三国劝告，交还清国，以示恩惠。”在索取战争赔款和赎辽费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时，又要求中国必须在头六个月先行支付八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无奈地归还辽东半岛于中国之后，日本国内忽地萌发了一种持久而深邃的“卧薪尝胆”理念，举国上下无论官、民、财、学，社会各界“同仇敌忾”，决心伺机向中国讨还得而复失的猎物。侵华野心不仅未熄，反而勃勃生长，直到1937年终于发动处心积虑的全面侵华战争。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曾极其自信地告诉天皇“三个月即可征服中国”，嚣张气焰不可谓不令人惊诧。另外，日本侵略中国时，惯于使用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每当要实施侵略时，它一定要预先制造某种借口，然后嫁祸于人。从儿玉源太郎镇压台湾人民起义创此先例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直到“七七事变”，衣钵相传，莫不如此。我就要这么干，看你能奈我何?一副猖狂小人的无赖嘴脸。

　　异常野蛮的战场表现。思想意识上的轻蔑与不屑，使侵华日军在战争中疯狂地杀戮人口，毁坏财物更如风偃草。1937年以后，日军坚持基本上不要俘虏的方针，大规模屠杀中国战俘，毫无人性地说“中国人原没有多少。有多少杀多少”。当遭到正义者的指责时，竟然丧心病狂地辨称：“对中国不适用国际法”[41。据粗略统计，侵华八年里，日军共杀害3000多万中国人，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对于像冈村宁次在中国华北地区的“三光”政策，日军731部队的残忍，松井石根在南京的暴行等，人们的切齿之痛和腐心之辱只能从“日本军队根本不把被屠杀者视为与其同样的人类生灵”得以解释。又何以至此，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公开以“慰安妇”的形式驱使数十万中国妇女充当日本侵略军的性奴隶，大规模、集体性地侮辱中国妇女，不仅写实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无耻的一页，也使整个人类的尊严为之扫地。

　　国际交往礼节及国民待遇问题。1895年李鸿章作为中国全权代表衔命赴日谈判，竟被所谓的“市井无赖”袭击，捂住伤口走向签约台。此恐人类外交史上绝无仅有之先例了，对歹徒的不了了之又使人类公理和正义蒙受奇耻大辱。“支那”，一个本来源于印度的、指称中国的梵语，不知为何到了日本人口中就变成了对中国的蔑称专号。“在明治时代，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绰号是‘猪尾巴’或‘豚尾奴’。甲午战争后，这个绰号，便开始流行起来。”现代中国人大多对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一文记忆颇深，但对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遭遇未必很明白。与鲁迅最接近的日本同学都“认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学生会干事因此到鲁迅寓所搜查其笔记，翻检一番，企图证明藤野先生泄露试题给鲁迅知道……甲午战争之后，蔑视中国留学生的不只是他们的日本同学，社会上一般人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更是等而下之。”不仅如此，日本警察还时常没有任何来由地公开检查中国留学生的行李衣物书籍等，对其他国家则无此例。这在谁也不能不看做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践踏，是对自己祖国的蔑视。到了民国时代以后，日本对中国的蔑视愈益变本加厉。“日本小孩子嘲弄别人时，常常爱说：‘笨蛋笨蛋，你的老子是个支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