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宣公十二年》云：“训之以若敖、蛤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史记·楚世家》云：“子文王熊货立，始都郢”，以及《史记·正义》引杜预注云：“国都于郑，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是也”，认为“至于熊绎居荆山，应该是后来的事了”。并进一步说：“荆山在今湖北省江汉平原南漳县西，漳、沮二水上游，熊绎从丹阳地区南下进人荆山地区，直到若敖、蛤冒时期，楚人可能还主要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山林之中”。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根据前面的考证，楚人的发祥地应该是长江上游的巫山一带，在熊绎的率领下，楚人站住了脚。到周夷王时期，周王朝逐渐衰弱，诸侯之间相互征伐，熊绎的第四代子孙熊渠趁势占领北方的庸和杨粤一带，由于这一带自然环境相对于长江上游的巫山一带要好得多，所以楚发展得很快，随后沿汉水而下，领地扩大到江汉间这一广袤的土地。楚文王时期，楚人活动的中心才逐渐转移到了长江中游的湖北江陵地区一带。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理解楚人为什么对巫山神女如此眷恋，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历史的影响。闻一多先生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的“高唐与高阳”中说：“夏、殷、周三民族都以其先妣为高襟，想来楚民族也不会例外。因为我以为楚人所祀为高裸的那位高唐神，必定也就是他们那‘厥初生民’的始祖高阳，而高阳则本是女性，与夏的始祖女娲，殷的始祖简狄，周的始祖姜螈同例。”H闻一多又在同文的“云梦与桑林”一节中说道：“桑林之神是住在桑山上，与云梦之神住在巫山上同类。”由此看出，巫山神女以及其神女体系就是楚民族的始祖。楚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迁徙到了西南的蛮荒之地，因而被当时的中原诸民族看成是蛮夷之乡、化外之民。但是楚人本身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始终把自己看成是黄河流域诸民族中的一部分，他们总是恋恋不舍地向人们诉说着祖先的光荣历史，“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就是楚人真实思想的写照。
其次是地域的影响。如果我们从楚民族的发源地以及历史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就清楚地发现楚人是靠水而居、沿水而徙。在楚民族生息、繁衍和壮大的历史中，“水”的滋养之功、阴柔之美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以“女神”作为楚民族始祖的自然前提。产生于楚文化土壤中的老子哲学以及稍后的屈原、宋玉的辞赋，作为楚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形上之思，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这个民族当时的：生活痕迹，从而在他们的哲学路径和文学构思中反映出以水为载体、以女性特质为基点的思维方式。
第三：是苗文化、巴蜀文化的影响。楚人到达丹阳以后．逐步展开了领土扩张。在西面径直往巴人的地域进逼，从前面楚文王灭夔就可以看出来，楚人已经越过三峡到达了四川盆地之内。对苗族栖息地的攫取主要在长江中游以及长江以南。楚武王时，就“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史记·楚世家》)，楚成王熊恽时，楚国逐渐强大，周天子对他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史记·楚世家》)。楚人在向苗、巴领地进逼过程中，．自然吸收了苗文化和巴文化的成分，而在这两种文化中，女性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楚人的思维不可能不受女性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西方神女体系对楚民族的影响。在楚人的许多作品中都提到西方女神，如《庄子·逍遥游》中的邈姑射之山的神女，屈原《离骚》最后的“乱日”中的西天神游、《河伯》中的“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和《天问》中的“昆仑县圃，其尻安在?”无不充满对西方女神的崇敬心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充满浓浓女性思维的老子《道德经》中，却并没有明确地提到西方女神。对此，笔者认为，作为一部纯形而上思考的哲学著作而言，没有必要对每一个所要表述的文字的来龙去脉说得太具体、太准确。但是，当我们追述老子本人生平的时候，却可以发现老子深受西方女神的影响。据《史记·老子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日：‘子将隐也，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宋裴《集解》引《列仙传》云：“……(喜)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胜食，莫之其所终。”虽然司马迁对老子生平的记载语焉不详，但是，通过“乃遂去”、“(喜)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司马迁至少给我们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老子既受到楚国文化的熏陶，又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老子那个时代的人，已经懂得语言在表达人的思想的时候所产生的遮蔽作用，而同时也懂得通过借助某一物象所产生的喻义，将所表达的思想外延扩大。正如《周易·系辞上》总结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虽然《道德经》没有明确地提到某一位具体的女神，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老子哲学思想的女性思维特征，而这一思维方式在庄子、屈原的作品中都有明确的表现。
楚人何以对远在“西方”的女神产生浓厚的兴趣?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