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延寿为小黄令时，“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在吏民中有相当高的威信，受到广泛爱戴。王尊在处理“美阳女子告假子不孝”的案件中，“取不孝子县(悬)磔著树，使骑吏五人张弓射杀之，吏民惊骇”。尹赏治长安，“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乃部户曹掾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姨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赏一朝会长安吏，车数百两，分行收捕，皆劾以为通行饮食群盗。赏亲阅，见十置一，其余尽以次内虎穴中，百人为辈，覆以大石。数日壹发视，皆相枕藉死，便舆出，瘗寺门桓东，蟹着其姓名，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赏视事数月，盗贼止，郡国亡命散走，各归其处，不敢窥长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县令长的专制威权。

　　(三)县令长与当地王侯存在若即若离的君臣关系。由于西汉初期郡国并行制的遗存，地方二千石，特别是王国相有监视、制衡诸侯王的职责，而对于后来分封的侯，中央也同样为其置相，以治民与监视为数众多的侯。西汉后期分封的侯国相对较小，因此，大部分的侯国相都是四百石、三百石的秩禄。他们是中央任命的官吏，除治民外，有替中央监视侯王动向的义务，因此，侯国相除了具有一般县令长的特征以外(侯相同样属郡守管辖，是县令长级的治民官)，还有其本身的特点。

　　根据汉武帝时期颁发的“附益之法”，侯相必须与侯保持一定的距离。王莽就国后，“南阳太守以莽贵重，选门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谒见莽，莽尽礼自纳，休亦闻其名，与相答。后莽疾，休候之，莽缘恩意，进其玉具宝剑，欲以为好。休不肯受，莽因日：‘诚见君面有瘢，美玉可以灭瘢，欲献其璩耳。’即解其球，休复辞让。莽日：‘君嫌其贾邪?’遂椎碎之，自裹以进休，休乃受”。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侯相一般不敢接受侯的恩惠，以免触法之所禁。可以想象，侯相平时必不敢与侯有所往来。当然，也有侯与相联合的事例，如安众侯刘崇与其相张绍谋反王莽，而这正是朝廷所忌讳的。

　　一般的县令长与侯、王也存在微妙的关系。从记载看，县似乎有以县吏为侯家做事的惯例。像卫青的父亲“以县吏给事侯家”，霍光之父“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但县令长对侯不可能绝对听从，有时甚至会忤逆侯王之旨意，侯王也无可奈何。如哀帝为定陶王时，萧由“为定陶令，失王指”，哀帝也只能在当上皇帝以后才能进行报复，说明当时侯王无权处置县令长。当然，从间接的材料可以看出，县令长在怎样处理与侯王关系上还是比较犯难的。从汉书记载的间接事例可以看出其端倪。如王“坐吉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勿为王国吏”；王尊也由于为东平相而被免为庶人。有时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像燕王“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国。定国使谒者以它法劾捕格杀郢人灭口”。这使得县令长在处理与侯王的关系时必须格外谨慎。

　　总的说来，县令长在整个官僚系统中是特殊的一类人，他们是一县(道、邑、侯国)之父母官，在属吏和百姓中具有极大威权，但他们同时又要受郡守极大的制约，由于西汉地方行政重心在郡一级，这种情况表现得相当明显。另外。令长相与地方王、侯的关系是很微妙的，特别是侯相，他们既要接受中央监视侯王动向的任务，又要处理好与侯王的关系，避免卷入种种政治漩涡之中。因此，他们必须格外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