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过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多年考察，他认为海禁是束缚侨民的最大枷锁。因此，他要求改变传统的侨务政策，主张华民来去自由，要求政府与各立约国详订章程，维护侨民利权。清朝继承了明朝对海外华人的歧视政策，因而在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为了镇压沿海一带的抗清斗争，曾实行了十分严厉的“海禁”措施。1656年，朝廷颁令：“……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但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缉，皆革职重治罪。地方保甲不行举首，皆处死。”康熙皇帝于1712年诏令：“……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者同往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沿海文武官员，隐匿不报者，从重治罪。”【j由此可见，清朝中前期的法令是严禁出洋谋生的。1840年以后，尽管朝廷没有变更这一律例，然事实上由于列强的介入。华人(主要以苦力形式)的出海谋生已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薛福成使欧不久，正值巴西、墨西哥等国急需华工前往。薛福成极力赞同华工出洋，他在《许巴西墨西哥立约招工说》一文中指出：“方今美洲初辟，地广人稀，招徕远民，不遗余力，”朝廷应“乘此时与彼两国详议约章，许其招纳华民，或佣工，或贸易，或艺植，或开矿。”由于政府以前对在洋华民不予重视，侨民利权受到很大损伤，致使“美国有驱逐华民之政；秘鲁国及荷兰、西班牙所属各岛，或迫之人籍，或拘之为奴；而澳大利亚一洲，亦有薄待华民之意”；_2j鉴于华工在外处境悲惨，屡受蹂躏压榨，薛主张与相关国家“议立专章，添设领事”，以期“操纵由我”。他呼吁朝廷应多为华工设想，在与外国立约时应明文规定“始终优待”华工，务使华民有自主之权，往返自如，出入无禁，以“杜其驱逐之渐。”_2晚清时期，大部分华工是被“掮客”、“拐匪”、“洋人”诱卖至国外，政府长期没有相关的护侨措施，致使漂泊异乡的子民饱尝人间辛酸，沦为变相奴隶，大部分华工由于毫无人身保障死于非命，秘鲁、古巴、美国、加拿大的华工悲惨命运就是很典型事例。由此可见，薛福成将华侨问题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来思考是多么重要。为此，他奏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保护归国侨胞。鉴于奸胥劣绅依恃旧禁讹索、迫害回籍华侨，薛福成痛感旧律条的危害，指出“时势互殊，例意已变。”t24]政策应因时而变，因势而定，“此等旧例，在今日原同隔岁之旧历，积年之废券，存之毫无所用，而一经铲除，可以禁喝讹索，招徕羁旅，收拾既散之人心，挽回积坏之大局。所裨实非浅鲜。”他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而广招徕。”嗣后，清廷出于客观形势的需要，接受了薛福成的奏议，“敕下刑部将私出境之例，酌拟删改，并由沿海督抚出示晓谕：凡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给与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毋得仍前借端讹索，违者按律惩治。”_27_这一政策的实施尽管有客观的必然，但与薛福成的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薛福成认为要维护侨胞的合法利权，必须在海外有华人处设置领事，他希望朝廷以国家的名义运用外交途径保护侨胞。薛福成认为，在华侨聚居之地设立领事机构，对解决日益增多的外交交涉事件和有效地保护海外侨胞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外洋诸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凡在他国通商之口，必设领事以保护商人，遇有苛例随时驳阻，所以旅居乐业，商务日旺，即游历之员，工艺之人，亦皆所至如归。”又说，“领事一官关系紧要，”“盖枝叶繁则根本固，耳目广则声息灵，民气乐则国势张。”l】‘‘领事一官，在彼外洋虽无官辖华民之权，实有保护华民之责。纵令妥订条约章程，必得领事随所见所闻与彼地方官商办，则洋官亦得借以稽查，而土人不敢任意苛虐。即驻洋使臣欲与外部辩论，亦必以领事一官所报为凭，方能使洋官有所顾忌，此领事一官所以不能不设之由。”I293他向朝廷上了《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疏》，主张在南洋各岛荷属苏门答腊的日里埠、葛罗巴、三宝隆，西属的小吕宋，英属的香港、新金山、仰光、法属的北圻、西贡等埠设置领事，在英属槟榔屿设副领事，“慰情于绝远，不启华人觖望之端；收权力于无形，不开外人讪笑之渐。所获裨益，较之所费奚啻十倍。”l30j薛福成的这一提议虽未被朝廷采纳，却体现了他设领护侨的进步思想。为了在英属各地添设领事。他殚精竭虑与英方周旋，并成功地在新加坡增设了总领事。这使他大受鼓舞，高兴地说：“惟念南洋准添领事。则法、西、荷各国属地，皆可以次仿行，徐商添设，于海外商民。大有裨益。”[]为了突出领事在对外交涉和保护华侨中的重要作用，薛福成将其与保家卫国的将相相提并论，指出“战资乎将。守资乎相，和资乎使，殆有交相为用而不可阙者。且相臣主内政。使臣主外务，绥外则内方可治，外与内相表里也。”这就将设置领事这一问题上升到定国安邦的高度，认识是很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