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薛福成认为政府不仅应当保护华侨利益，而且应当导民出洋生财致富。康熙以来，“户口蕃衍，实中国数千年未有，然生计之艰，物力之竭。亦由于此。”[33j薛福成清楚地看到当时人满为患的现状，再加上天灾人祸频频，已造成“昔供一人之食，而今供二十人，”“昔居一人之庐舍，而今居二十人”，针对这种情况，他观察了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活动，指出西方人“善寻新地，天涯海角。无阻不通。无荒不垦。其民远适异域视为乐土者，无岁无之。”因而发出感叹：“噫!彼以此法治民。虽人满，何尝不富也!而况能使其不满也。”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已无发展余地，“谓中国地有遗利软!则已山之坡，水之浒暨海中沙田、江中洲址，均已垦辟无余。抑谓人有遗力软?则中国人数众多，人工之廉，减于泰西诸国十倍，竭一人终岁勤动之力，往往不能仰事府畜。”他主张中国应当效法西方国家实行大规模的海外移民，认为这“不啻于中国之外，又辟一二中国之地，以居吾民以养吾民也。于以张国势、厚民生、纾内忧、阜财用、广声气，一举而五养备焉。救世之要。莫切于此。”_j薛福成的人口理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他提出这样振聋发聩的主张，在当时确实是惊世骇俗的。

　　　　　　　　　　　　　　　　　　　　三

　　薛福成的护侨思想是其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商战”思想的自然延伸，也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反映，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薛福成出使欧洲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各国资本家为追逐最大的商业利益，客观上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世界成了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侵略日益加剧，列强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中国自1840年被英国“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以后，国势江河日下。薛福成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形势，作出了中国“终不能闭关独治”的结论。[3sj同时，他对列强弱肉强食的强盗行径深表愤慨，指出：“数十年来外人欺侮之积弊，言之可为太息者也。”他期盼中国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可与列强相抗衡的国家。为此，他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变法维新，革新政治，发展经济。薛福成心仪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地球万国内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君民共主制度，认为它“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099I4o3他特别青睐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薛福成详尽地向国人述说西方政治体制，并且认为西方之所以“学向日淅，工商日旺，”[41J皆缘于其制度的优良。他特别钦佩日本的明治维新。说“讲求西法以夺西商之利，环顾亚洲，舍日本其谁属哉!”薛福成的“商战”思想为他之所以重视侨民，保护侨胞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薛福成护侨思想也是19世纪下半叶海外华侨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反映。这一时期，大量的契约华工出国，海外华侨人数激增，其分布由南洋各岛迅速扩展到美、澳、欧、非洲，侨民遍布全世界，基本形成了现代华侨分布的格局。侨民出国的原因或是为生活所逼，或是因政治迫害，或是想发财致富，或其它原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富有智慧，渴望祖国的庇护。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夹缝中求生存，相同的肤色，共同的文化，一样的传统使他们团结起来，形成了较有规模的华侨社会，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由于侨民社会向祖国吁求保护的请求以及自身力量的壮大，渐渐引起了清政府朝野内外有识之士的重视。一批批较注重华侨情况的人士开始向朝廷呼吁，主张联络华侨，利用侨资振兴国家，这就推动了清政府由过去的蔑视华侨向保护侨民的政策转变。薛福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办理洋务时就比较注重华侨的重要性。出使外国途中，他于新加坡、槟榔屿等地亲自考察各地华侨情况。他还通过其部属黄遵宪了解到很多美国、日本等地华侨的真实情况。出使期间，他派姚成栋、黄致光等到英属孟买、仰光、加尔各答、马打刺士等地华侨聚居的商埠考察了解侨情。在这一过程中，薛福成继承了前人的护侨主张，又形成了自己以民族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护侨思想，认为华侨与内地人民是同呼吸、共患难的；他们同样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极力赞扬侨民的艰苦创业精神，非常同情侨胞的悲惨遭遇，认为保护华侨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在出使期间，为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鸿章当时曾赞扬他说：“薛福成学识深稳，淹通古今，在故大学士曾国藩幕中多年，深被器赏，平日讲求经世实学，于洋务利弊尤为洞澈源流。充出使大臣，在外五年，遇事持正力争，不避繁难，前后绦奏事件如长江教案，及各岛添设领事，豁除出海旧例，严禁私购军火各端，皆关系中外大局。”“知遇图报方殷其趋功之勇，治事之勤实为今日所罕见。”_4jJ考诸实际，并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