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梁漱溟；共产党；国民党；儒学；乡村建设
　　【论文摘要】很多研究成果对梁漱溟在二、三十年代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质的定性分析，最后得出它难逃改良主义的臼巢甚至是为国民党服务的结论。文章试从梁漱溟思想中的儒学成分及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实际态度和采取的措施这一角度为梁漱溟的“反共”罪名开脱。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上掀起一股名噪持久的“梁漱溟热”。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迄今为止的论著褒贬不一，观点各异，总结一下，不外乎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传统文化方面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思考追踪。第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性质的探讨，其中，又包括几个方面：（1）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过程中对国共两党的态度、立场问题。（2）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结果，即成功还是失败。每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研究论著，但还没有专门从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实际态度来研究梁漱溟的，本文试从这一角度浅析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并从梁漱溟的儒学本源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来为一直以来戴在他头上的“反共”罪名开脱。
　　
　　一、梁漱溟思想中的所谓“反共”的本质渊源
　　
　　梁漱溟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曾多处谈到共产党及其土地革命。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在其有关论述中，对共产党的态度是不友好的，很多观点也是对立的。例如他指责共产党以土地革命来解决中国问题“文不对题，其破坏作用乃全用之于乡村了”，并诬指共产党“杀人放火，其为害亦与土匪差不多”，并且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最初动因就是为了和共产党争夺青年和农民，“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规，可以替代共产党”。但他反共和国民党的反共根本不同，梁并不是出于反共而发动乡村建设实践的，而是由于他认定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运动不同于自己的乡村建设而产生了对立情绪。我们不能因此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运动定性为反共而加以全面否定，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其深厚的思想渊源。本文试着将梁漱溟与共产党的对立追踪为儒家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截然对立，是儒家的中庸调和理论与毛泽东主义的斗争论的截然区别。在梁漱溟的儒家学说中弥漫着和谐的核心价值，而在共产党的实践和经历中则是矛盾和冲突。
　　斗争和理性是直接相对的，然这不足以说明梁漱溟的反共立场。梁漱溟本身也反对国民党、军阀等一切不同意他对古圣先贤关于人类的那些教训的看法的人们。梁漱溟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倡和宣传，十分推崇领袖人物的个人睿智在政治管理中的核心作用，但又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极为蔑视，“蒋介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坏，觉得这个人很虚伪”，“亲眼看见蒋介石这个人毫无信义，说了话不算，不顾一切的欺压人、刁难人”。在梁漱溟看来，在“伦理本位”的社会，孔子的“理性”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核心和基础，并且，他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分析得出，中国只有“职业分化”，而无阶级对立，“近代英国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旧日中国却不是”，“我们用‘职业分途’以别于前之‘阶级对立’”。他最终是要否认在中国的农村中存在着真正的阶级的可能性和这种斗争的要求。他承认农村中确实存在着“矛盾”、“问题”和“不平等”，但坚持认为这些比起农村和都市社会之间的矛盾要黯然失色，“现在中国社会，其显然有厚薄之分舒惨之异者，唯都市与农村耳”。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与共产党对抗的根源所在：梁认为共产党的方法很“浅薄”，在于它最终也仅仅是暂时以另一个压迫者取代了乡间的贵族——土豪劣绅们这一个压迫者而已。他坚持认为共产党的暴力手段是“以侥幸心理领导农民，以仇忌心理留贻社会”，而“我们终究目的，在农民跻于经济上、政治上的平等，刻刻本着这个目的，来调整社会关系；而此调整改造则需不断地将农民本身力量充实起来，次第以完成之”。相比而言，共产党的斗争则是要求一蹴而就的公开的、而不“次第”以成，更不是靠“调整社会关系”。
　　“不断调整社会关系”这句话在梁漱溟的著作中反复提到，美国学者艾恺就认为“它就类似于甘地用‘转变社会关系’来解决社会矛盾”。在这里就涉及到了梁漱溟早期的思想源头。梁漱溟早期曾研究印度文化。艾恺也认为“梁漱溟倒真的是一个中国的圣雄。他认为有道德的人必须是一个非暴力的人，这就决定了他决不会接受暴力，也不会把对内使用武力看作是革命必要”。这都反映了梁漱溟的调和的儒家式的主张。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有职业之分途，而缺乏阶级之分野，乃是中国没有革命的决定原因”。在他看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中，伦理足以消弭人际关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经济中的一切矛盾和冲突。有学者就以此得出结论“梁漱溟是以温情脉脉的情感去抹杀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抗”。梁漱溟大约是更希望不破坏和谐的人际关系，就能得到斗争的那种好处，即通过理性的方式获得现代化的物质利益而避免它必然伴随的罪恶。
　　多年来，关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学者们的一贯定性是“难逃改良主义的巢穴”，认为这是乡村建设失败的根源，并且导致1953年以后形成一种对梁漱溟的政治迫害逻辑“乡村建设=改良主义=反革命”。实际上，革命与改良是一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并不完全对立。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既借助于革命，也依赖于改良，这在已突破了“革命史观”的今天形成了学术界的共识。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人们在评价梁氏乡村建设时，即已形成把它界定为改良主义的共识。然而，梁漱溟自己并没有在共产党的努力和乡村建设之间划出一条革命或改良的界限。并且，他本人在其有关乡村建设的文章中对此多次提到，坚持认为其乡村建设不是改良。他承认，乡村建设“很象一个改良派”，但“处处又表露革命的口吻”，“现在我肯定的说，中国问题之解决方式，应该属于革命”，中国的问题就是“如何建造成功新秩序的问题”，然而乡村建设“毕竟是一种革命”。
　　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究竟是改良还是革命的呢？我们先看他在理论上对“革命”的解释：首先，他认为“革命是一社会根本秩序的推翻与改建”。其次，在他的观点里，由于中国革命是由外面引发，因而与一般革命相比，有其特殊性，“一般革命是机械性的解决；而中国革命却倾向问题、出于理性，需要理性的解决”。他认为机械解决就是暴力革命“一方武装暴动，一方武力镇压，两相撞击，前者将后者撞倒而问题以解，于是就谓之机械性的解决。而理性的解决却是温和的教育的启发的解决。”解决中国问题只须顺着理性走出便好。这个理性就是“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往复综合于意识”的意识。这个意识是“族自觉（对外），同时也是社会自觉……中国问题本是最能启发这个意识的，只须顺着去发达这个意识，加强这个意识的作用，中国问题便得解决。这样的解决时，就谓之理性的解决”。简单的说，一般的革命，可用暴力的方式，中国的革命，却不能是暴力革命，只能采取教育的启发的方式。
　　由上可以看出，梁漱溟对革命的解释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解释却真正陷入了他自己所不为觉察的“改良”的泥潭。
　　然而，梁漱溟倒是划了这样一条界限，“我们所作的功夫，是积极的、养建设的；而他们（指共产党）是消极的、破坏的”，梁漱溟把这种“错误”归于这样一种原因：共产党盲目追随国外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对中国则是没有效用并毫无可关的。“我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
　　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梁的道路和中共确实不一样：他的“反共”理论有理有据，并且效果还颇起成效，这在当时的山东邹平可见一斑。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如果一味的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下最后的结论，从“二元对立”的“对与错”的思维出发，简单地将梁漱溟否定掉太过卤莽。从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其理论及实践进行研究评说，会有更多的收获。
　　在这里追加一句，现存的当权者——国民党和各种军阀又怎么样呢？在此，就触及到了梁漱溟终于落归失败的症结所在。梁漱溟希望通过理性“控制”和“指导”，利用各种当权者为乡村建设运动服务。他没有意识到，只有得到当权者的允许和财政支持，乡村运动才能存在下去。而这样一来，乡村运动就难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不懂得，摆脱这种依赖的唯一方式就是共产党所代表的暴力革命，即他曾批评过的“破坏型的工作”。但他最终关心的是中国文化，因此他决不会意识到乡村建设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武装的政治运动。前人的研究多集中于梁漱溟和国民党的关系，例如梁漱溟对国民党财政资金的仰承、在山东需要韩复渠的支持；由于和共产党道路的不同，反共意识被国民党加以利用，甚至有人还得出结论，梁漱溟是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反动的封建复古主义的主要实践”，“间接地巩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