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思想考古；学术方法；整合；创新；《八千里路云和月》
　　[论文摘要]思想考古，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探索，无疑体现了当代中国学人自觉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情怀。这种学术方法不仅因其鲜明的针对性而具有充分的解释力，而且由于它植根于中今中外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沃土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何谓“思想考古”？
　　“所谓思想考古，即是借鉴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方法，去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以感受和体验研究对象的情感、思绪，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找到其思想学说或行为的外在根据，并进而印证或质疑某些史书中对思想家的言行记载，对某些语焉不详的史料或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考辨。”这是郑晓江教授在其著作《八千里路云和月——寻访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足迹》（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中揭橥的一种新的学术方法，并在《神游千古——寻访历史文化伟人》中得到进一步贯彻和完善。
　　显而易见，这种学术方法的探索与思考的逻辑起点在于当下学术研究的窘境，并深深植根于古今中外学术研究理论资源的沃土。这种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探索，无疑体现了当代中国学人自觉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情怀。当它逐渐丰富完善的时候，势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并成为中国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
　　
　　一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令中国学人深感困惑与尴尬的是，整个20世纪的学术研究无可逃避的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研究。从20世纪初期的进化论，到20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中的各种新方法，渐次展开的学术研究景观展示的是“拿来”或“舶来”的姿态。
　　盲目相信一种理论不是理智上的美德，而是理智上的犯罪。
　　至于90年代，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学人的本土意识开始觉醒，民族主义思潮开始盛行，尤其是“后殖民理论”的“东方主义”的推波助澜，让“天朝帝国”的学界后裔们信心倍增。于是，从反思20世纪80年代浮躁空疏、寄心时政的学风开始，进而追溯和检讨“五四”学人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一场具有鲜明民族性的学术转型开始了。
　　首先是季羡林先生为“东方文化”崛起的振臂高呼，从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国学热”。季先生认为,“20世纪的世纪末，西方文化或文明已经繁荣昌盛了几百年了，到了今天，在很多方面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看来是面临衰微了。代之而起的必然只能是东方文化或文明。”伴随着如《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刊物平台的搭建和央视《百家讲坛》等强势媒体的介入，“国学热”时至今日尤然鼎沸。
　　其次是陈平原等人通过反思“五四”学人所开创的学术范式认为那是“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进一步说，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与学术领域的激进主义思潮如疾风骤雨势不可挡，‘旧与新’、‘古与今’、‘常与变’之争，总是以前者的惨败而告终。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独立声音，基本被各种反传统的呐喊所淹没……‘反传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学术中最大的‘传统’，这一价值取向对文学史的研究极为不利。”所以陈平原不止一次地呼吁理论界不要忙于引进理论，当务之急是进行“理论整合”和建立“学术规范”。这便是与“国学热”殊途同归的“实学潮”，即倡导一种学院派的、本土化的重实证、重传统、重学术规范的厚实持重的学术路径。
　　无论是“国学热”还是“实学潮”，都力主非政治的学术独立，都非常重视传统和加强考证，都寻求中西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对话和接轨，进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和体系，从而介入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其共同策略是倡导经典重读和重写文学史、学术史。李泽厚将90年代的这一学术转型概括描述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诚为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