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年鉴学派”关于“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问题史学”，前此后此的西方史学理论也有一以贯之的传统。
　　如果往前看，至少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维柯在科学、理性和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笛卡尔主义盛嚣尘上之时，第一个单枪匹马、殚精竭力地提高历史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世界无疑是人创造的，因此其原理也就可以在人类心智的变化中去寻找。”维柯所谓通过“人类心智的变化”，就是通过同感和想象，设身处地去感受，就可能了解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文化。郑先生著作中对往古先哲生命情怀的体悟、想象和感受，无疑是与维柯的“诗性智慧”息息相通的。
　　如果往后看，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也是郑先生“思想考古”方法的理论资源。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理论视域内，不仅理性、历史和人的内涵都被消解了，而且知识、真理和智慧等被传统哲学确立的理想地平线也都消失了，这就为对历史“了解之同情”提供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和合法性。举例来说。在郑先生另一部实践“思想考古”方法的著作《神游千古——寻访历史文化伟人》中，论及大宋状元宰相文天祥临死之前“忠孝两全”的困境之时，这种“了解之同情”得到了充分体现。文天祥两个亲生儿子一个死于战乱，一个早夭，而老母客死他乡无法运回故乡安葬，所以临死之前的文天祥痛苦的不是不能尽忠，而是不能尽孝。其时，文天祥的弟弟文璧以惠州知州身份无力回天而献城投降，“以一般的道理推之，天祥必定会对文璧的降元怒发冲冠，誓要割袍以断手足之情。可是文天祥对此却表示出同情的理解……他觉得，自己一死以为国尽忠；其弟文璧却应该留下来为家以全孝。”由此，郑先生进一步思考到，“在中华民族精神中，有‘宁折不弯’的传统；但在民间社会，也有‘宁弯不折’的意识。”这实为卓识。
　　其实，“思想考古”的方法，也受惠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闻一多的“三重证据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指出：“吾辈生于今日，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闻一多在此基础上，倡导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这种将现代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要求熟悉传世文献，然后再去关注文化实物遗存。
　　郑先生的思想考古便首先是做扎实的案头工作，发现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去寻访，或印证载籍，或发掘新材料，或澄清迷雾，每每新见叠出。比如，他先后七次去江西抚州金溪县寻访宋代思想家陆九渊、陆九龄、陆九韶三兄弟的故居。在去之前，他反复阅读《宋史》卷四三四、《金溪县志》和全祖望《宋元学案》，他对被学术史忽视的但却是“心学”的真正奠基人——陆九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按照俗世的价值观或现代人精明眼光，他在万千学子趋奔场屋的时代能够免俗么？所以他对史籍所载陆九韶完全断绝于科举仕途的追求这点还是产生了怀疑。然而，通过对其隐居之地的考察，他发现陆九韶既不像佛者之隐于深山庙宇，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求来世成佛，也不像道者藏之名山，以求全真养性而长命，而是隐居于自家村旁，着意修身和齐家。在陆九韶看来，若远离家，如何“齐家”？考诸史籍所载陆九韶的行事，郑先生认为，“梭山先生身虽隐，却性为入世，关注百姓疾苦，了解民间生活，践行于日用庸常，切孜孜于仁义道德之教。他当然不刻意于求时来运转大富大贵，更无意于求佛成仙长生不老。梭山先生就是梭山先生，其之隐完全出于性情使然，而无半点勉强，半点做作，半点外在的什么特别的求取。”这种对载籍的应证殊堪玩味，至少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观“五四”以来的“疑古”思潮也未必就圆融无碍。
　　《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著作既为“思想考古”之作，便带有田野调查的特点和游历的性质，但却散发着浓郁的学术气息，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素养，而不象时下有些学者借讲学和学术会议之机，游山玩水，舞文弄墨，发思古之“矫情”之类的“泛文化散文”。他更多的是关注思想家的故居、墓碑、家谱族谱、乡贤的口承传说故事等等，有着更深广的人文情怀和实践精神，而这往往是学院派轻视或匮乏的。
　　也正因为如此，他说这本书“不知是何文体”。笔者认为，这种无法定位自己著作文体的尴尬，恰好说明这种学术方法的内在张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它势必在“文化散文”和“学者散文”的大潮中独立潮头。无论是“文化散文”还是“学者散文”，都有让知识走向公共化的美好愿望。在这一点上，郑先生这本著作的平民视野以及现场感尤其引人注目。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张岂之为本书所作的序一认为，“为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及普及化，不但在研究方法上应有所创新，而且在勾勒历史上哲学家的思想亦应力求立体化，使更多的读者能从中受益。”可以说，郑先生这部著作完全达到了这种效果。
　　考古是为了能发掘传世文献中没有的的东西，思想考古是为了还原历史。我们坚信，沿着这种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理路，在进一步的思想考古中，郑先生一定能够丰富、完善和提升这一方法。当它达到一定的理论含量时，势必成为中国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
　　
　　[参考文献]
　　[1] 季羡林．东方文化与东方文明[J]．文艺争鸣,1992,(２).
　　[2] 陈平原．走出五四[M].学者的人间情怀[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70．
　　[3] 陈平原．史家的位置[J].读书,1992,（7）.
　　[4] 李泽厚．与陈明对谈[A].世纪新梦[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