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蜀人怀恋失去的蜀国。至今，在最后一个蜀王开明十二世兵败为秦军所杀的武阳镇，不是还有许多与蜀王有关的地名、传说与古迹吗？开明治水伟绩，不是广为蜀民传颂吗？

    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善于栽桑养蚕缫丝织帛。蜀，就是蚕。《诗经》上有“  娟娟者蜀，蒸在桑野”。黄帝正妻嫘祖，亦即养蚕的发明者嫘祖，为蜀山氏，正是蜀族先人。古蜀国国王蚕丛，亦与蚕桑有关，竟直接以蚕命名。蜀字额上有一夸张的目字，以突出蜀字的额头之眼。在四万八千岁之前，嫘祖与黄帝部落联姻，共同击败蚩尤部落。当周武王伐纣之际，巴蜀派兵，助王灭纣。巴蜀之君，被周武王亲切地称为“友邦冢君”。古蜀国蚕丛帝，又称“纵目人”。试看二郎神之额，有一突出的“纵目”，与蚕丛的纵目，与蜀字头上的夸张突出之目，何其相似乃尔。突出目，就是突出蜀。近年来，在都江堰灌区之一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出了大量古蜀国文物，雄辩地证明着秦灭蜀之前很久很久的时代（至少在商代），古蜀国早已是具有烂灿水文化文明的发达的农业国了。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头像都突出目，都与《西游记》中及文革前二郎庙大殿二郎神形像，在冠冕，脸型五官纵目诸方面，皆有酷似之处。二郎神手中的独特兵器三尖两刀刃，又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极其相似。秦灭蜀后不久，秦焚书坑儒，“秦烧天下书，诸候史记尤甚，”“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故蜀国历史，全是空白，古蜀国史官文字档案，销毁殆尽。然而人嘴是烧不掉的，十口相传，代代不绝，古蜀国史，只可从民间带神话色彩的传说中，略见端倪。近年来川西平原都江堰灌区接连发掘五座先于夏商时代的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再次证明：秦灭蜀之前蜀国是有历史，有悠久历史的。二郎庙内长期“子掩其父”格局的存在，正是对秦王割断历史的卑劣行径的一种反讽，正是对于被抹杀的古蜀国历史的一种依稀而模糊的记忆。五座古城遗址中，有距都江堰仅十几公里的芒城，其给排水工程之科学、精巧，令人叹服。它给予“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秦人恩赐”的说法，以有力的一击。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那为啥要在灭蜀60多年后才修呢？难道这之前成都人都不喝水、不用水么？没有水利，成都平原凭什么成为“天府”呢？秦灭蜀，正是垂涎成都平原是“天府”啊！而“天府”是早在秦灭蜀之前就有此称呼了。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的，那为什么与都江堰同时的郑国渠在秦史中有130多字的详细记载，而秦史中只字不提都江堰？在《史记》中都江堰的开凿排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之前，是在春秋时期。

    如果把江山比作多娇的美女，则强占蜀国江山的秦军，即是强占美女的强人。假如你生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秦灭蜀国之时代，秦军攻入川西平原，那时你才两、三岁，父亲母亲带着你逃难，被一秦兵手起刀落，杀死你的父亲，娶了你美女般的母亲，烧毁你父亲与母亲的结婚照及你父亲的一切照片，烧毁你父亲纯净的一切情书，不留一点痕迹。待你长大成人后，这一秦兵说他就是你父亲。而母亲却在悄悄地暗示你，你的真正的父亲的举止言谈及音容笑貌。这一暗示，正如民间传说中关于古蜀国的传说。暗示日积月累，使一个两、三岁不记事的小孩，也会对真正的父亲产生一种依稀的印象，而对于假父亲，产生一种以更高强的本领超过之，压倒之，实现“子掩其父”的梦想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不是你一个人有，而是千百万四川人民都有，这众人的愿望汇聚起来，必将对颂秦者、谀秦者所树立的秦官的信仰，产生动摇，产生偏差，产生危机，代代相传，孕育出另一种信仰。一种对古蜀国纵目蚕丛帝的信仰。

　　〈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故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打出“张楚”旗号，建立“张楚”政权。张楚者，张大楚国也。北宋都江堰农民王小波李顺起义，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大蜀”者，张大蜀国也。大蜀政权的首领李顺，曾妆扮为二郎神，以增强民众的信仰，以张大蜀国。二郎神是蜀国故土文明的结晶。信仰崇拜二郎神，是蜀民的另一种“伐无道、诛暴秦”的委婉方式，是对于暴秦的高压下产生的社会心理倾斜的自我调节与恢复。是蜀文化记忆的自觉复苏。因为二郎神是蚕丛的替身。

　　信仰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信仰是不能强求的。老百姓信仰谁，不信仰谁，是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千百万人民的信仰汇聚起来，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如水滴石穿，水到渠成，二郎神长期雄踞大殿，正是民间信仰力量所致。

　　一百年前，梁启超曾痛心疾首地揭示说，中国的历史书，只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在总体上忽视了中国人民。他坚决主张，历史学的责任，就是广泛地讲述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实际上，自古以来，对于中国历史书只为帝王将相作家史的状况不满者，远不止梁启超一人。写历史书的大权，历来由依附官方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垄断。《廿五史》，从《史记》到《清史稿》，全是在总体上忽视了人民。

    被忽视被轻视的人民，对于史书颠倒历史的写法的一个常见报复办法，就是对史书无名的而具有人民性的人物加以崇拜与神化。对于史书上无名的二郎的崇拜、神化，应发端于东汉。东汉末年桓灵时期，宦官专政，卖官鬻爵，党锢祸接，正直受压，“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第怯如鸡。“官府”熬天下之脂膏，吮生人之骨髓。其时离太平道黄巾大起义，已近在咫尺，社会心理处于官方失去信仰，对官方提倡的信仰也失去信仰的状况。

    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在都江堰上造神以避水患的最早物证，就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官方所立的“三神石人”。三神石人于1974年及1975年在都江堰鱼嘴以下河底发掘出二个，（今存都江堰伏龙观大殿。）一个是李冰神石人，高2.9米，其胸前铭文有“故蜀郡李府君讳冰”、“都水椽、长陈一造三神石人镇水万世”等字；第二个是持臿神石人，无铭文，缺头，体形小于李冰神石人。根据各地出土东汉园雕造像的对称审美原则，根据神庙中主神两侧侍者对称的审美原则，根据李冰石人身上铭文对称的事实可以肯定“李冰神石人两侧应是对称的相同的二个持臿神石人。这第二个持臿神石人，虽未出土，但肯定是存在的。2+1=3嘛。无名神石人，史书无名，因其双手持臿，与劳动人民相似，更能引起劳动人民的共鸣、崇拜与信仰，更能使人意识到治水功劳属于持臿者而不属于袖手旁观者。在汉代，大官左右两侧的随员、侍从，或者说副手、办事员，名称就叫“郎”。如“木兰不用尚书郎”，“员外郎”等，在古代青年男子也叫郎。袖手垂拱的府君两侧的二位侍从，就叫二郎。带有劳动人民影子的二郎，在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都江堰甚至两川，必大受同情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