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立政治制度框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以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为核心，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脉，创立了我国国家政权的基本模式。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支柱，这些最重要的政治制度确立了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和组成形式，社会制度、党派关系原则和国家结构形式。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完善，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保证。［3］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1956年7月，周恩来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党的八大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制定了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刘少奇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借鉴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防止国家领导人员变成特殊阶层，新的贵族阶层。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及领导人员的监督，并使之制度化，要限制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生活水平同工农群众不能过分悬殊。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四、制定文化建设方针，繁荣科学文化事业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根源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其发展程度又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因此，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政策。在1956年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了分阶段分步骤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制定了从1956年到1967年12月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计划，使这一时期许多科技成果被广泛运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中，取得重要进展。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是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及后来的其他谈话中，阐明了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毛泽东坚持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既强调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又强调借鉴吸收外国进步文化来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
　　
　　五、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扩大对外交往，争取外援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顺应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内政策的需要，制定了各个时期的外交战略，其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核心和灵魂；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外交战略中指导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适时而灵活地调整本国外交政策，是毛泽东外交战略中所坚持的基本方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矛盾，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外交战略所运用的主要策略手段。［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作为自己的使命，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制定实施和发展了对台方针策略。中国共产党关于祖国统一的思想经历了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台湾”两个阶段。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1963年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三目”，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由武力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台湾转变的标志。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奠定了我们党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5］○
　　
　　参考文献：
　　［1］ 郭德宏，李玲玉.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专题讲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297-298.
　　［2］［3］杨风城.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24、223.
　　［4］［5］奚义生.毛泽东思想概论［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88、186-187.